2024年2月13日出版
作者／PATA
章節索引
第一章 幼年時期〜與吉他的相遇
1965年，我出生於千葉縣千葉市
我不是我老媽，所以我不記得自己出生的那一刻。
我的本名是石塚智昭，1965年11月4日出生在千葉縣千葉市松波町。很久以前，我爺爺在這片當時非常空曠的地方買了一塊地，為石塚家建了一幢獨棟住宅，離西千葉車站很近。
千葉商業高等學校和千葉高等學校也在附近，我小時候經常在松波公園玩耍。春天時，那裡盛開的櫻花看起來非常美。我去的幼稚園也離我們家很近，是一座寺廟經營的。早上做體操時，我們常常在寺廟前跑步。
後來，我轉到了離家稍遠、靠近西千葉車站的另一間幼稚園。聽大人說，當時我開始問可不可以自己走去上學。我真的一個人開始走路去幼稚園，不過家人很擔心我自己一個，於是阿姨就偷偷跟在我後面看著。就像日本電視台的節目《我家寶貝大冒險》，但在我的情況下，應該叫做《夠大了，可以去上幼稚園！》。
我們家有四口人，有一個小我兩歲的妹妹。我老媽是全職的家庭主婦，而我老爸是千葉縣船橋市的國小老師。等我發現他是老師的時候，他已經升到了副校長。後來他進了教育委員會工作，之後成為船橋圖書館的館長，到最後，他成了校長。仔細想想，我老爸的職涯進展得蠻快的。他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經當上國小校長了。
我念的國小位於千葉市松波町，是一所公立學校，跟我老爸工作的地方不同，所以很明顯，他不在我的學校任教。如果在家裡和學校都要面對我老爸，那我一定會超討厭的。
學校的老師們不可能不知道我老爸是校長。我上國中時，有個地位比較高的國文老師在課堂上開玩笑似的指著我說：「你爸爸是校長，你肯定能回答這個問題吧？」他講這話的語氣讓我有點不爽，感覺他帶著一點嫉妒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發現那位國文老師確實是個心胸狹窄的傢伙。
雖然我老爸是校長，但他從來不會叫我在家裡用功讀書。我是那種會把暑假作業拖到八月底才開始趕的學生，有些作業到現在還沒交過去（笑）。但情況真的很糟時，我會開始趕那些堆積的作業，儘管如此，我老爸也從來不會幫我半點忙，只會在旁邊皺眉頭看著我。因為這樣，我從來沒讓他教過我任何東西，而且說實話，我也不想讓他教我。
老師們真的很忙。雖然我老爸不會太晚下班回家，但他在家大部分時間在出考卷，準備到學校發給學生。他會一邊看電視、一邊喝酒，一邊用油印機做考卷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老爸在忙的時候，我們一起看了電視轉播王貞治打出第756支全壘打的那一幕。
我老爸是讀賣巨人隊的球迷。我們家的電視到了晚上7點一定是看NHK新聞，接著就轉到巨人隊的夜間比賽。只要我老爸在家，基本上電視裡就是新聞或球賽在輪流。
那時候，夜間比賽的轉播大概在9點結束，然後電視又會轉回NHK新聞。接著我老爸就會命令我們「去睡覺」。當時小孩子很少能在9點後還醒著，我朋友們說，他們家可以看10點以後的節目時，我真的羨慕死了。
受我老爸的影響，我從小就成了棒球迷。那時候，小學生大多數都只是玩草地棒球，我經常和朋友們在之前提到的那個公園裡打棒球。
我也超愛看棒球卡通，還記得當時看過《巨人之星》和《魔投手》，應該是傍晚重播的時段吧。這些超紅的卡通原本都是大約晚上7點播的，但只要我老爸在家，我們就不可能看卡通，因為電視遙控器的主導權在他手上。那時候我的興趣就是打草地棒球、看棒球卡通和巨人隊的夜間比賽，幾乎每天都跟棒球黏在一起（笑）。
當然，我不只是愛棒球。我小時候也超迷塑膠模型，喜歡組裝坦克車和城堡之類的模型。年紀更小的時候，我還有收集車子的模型，那時候正是跑車熱潮，漫畫《賽道之狼》讓法拉利和藍寶堅尼Countach等跑車紅極一時。我記得社區附近有個大型停車場舉辦過某種展覽，去那裡看到了很多超跑。還記得在千葉的街上能看到進口跑車開在路上，那時候的情況就是這樣。
我曾經愛玩的超跑橡皮擦
隨著跑車熱潮，超跑橡皮擦也跟著流行。顧名思義，這些橡皮擦的造型就像車子，但沒有人真的用它們來擦東西。小學生之間流行的一種遊戲，就是用自製的發射台把這些超跑橡皮擦推出去，發射台通常是用原子筆做的。我認識的每個人都在玩這個。
這其中有個技巧：如果在橡皮擦底下放一些筆芯粉末，它們就會更滑溜，比賽時就會跑得更快。2B或更深色的鉛筆芯效果最棒。我們賽車的賽道就是學校的桌子。大家會在桌子上「搭建」一個橢圓形賽道，我跟我的朋友們比賽，看誰先到終點。如果你的車掉下桌子，就算出局。如果拉緊原子筆的彈簧，橡皮擦的速度會更快，但控制細微的動作就變得很困難。贏下比賽的另一個小秘訣是微調彈簧的施力。我確實覺得Boxy的原子筆做得很棒，但那時候小朋友大多把它們當成賽車的工具。我有很多超跑橡皮擦，還在書桌裡放了一個裝滿精選橡皮擦的盒子，用來比賽。社區裡有一家雜貨店叫做渡邊商店，我記得那裡有兩台扭蛋機，我應該就是從那裡買橡皮擦。據說我出生後第一個抱我的人是這家渡邊商店的老奶奶，但這有點扯遠了。
雖然我對這個人氣遊戲非常著迷，但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學生。有一次，我畫了一幅我們參觀醬油工廠的畫，結果被選中參加縣級展覽。我還記得在提交作品之前，曾向一位高年級的美術老師請教有什麼可以改進的地方。
我完全沒有藝術天分，但當時其實我有在上畫畫課。因為我妹也想學，所以我們兩個一起去了一家藝術學校。我記得我大概上了兩年的課吧。課程的一部分，是帶我們去群馬縣的赤城山進行一次寫生之旅。在那群藝術學生中，有一位叫植草克秀的，後來成了偶像團體「少年隊」的成員，年紀比我小一兩歲。他是千葉一位木材商的兒子。我們的交情還不錯，這次旅行中也一起玩。我記得手上有一張我們的合照。
說到課程，我還上過電子琴課，那是我上幼稚園的時候，主要是把一些音符磁鐵放在黑板上的五線譜上。這感覺就是很無聊的課，根本不好玩，所以我大約上了三堂課就停了。直到今天，我還是對鍵盤感到恐懼，因為我完全無法理解平放的樂器。在國小的其他場合，我們也被要求彈鍵盤，大部分的小朋友都能彈點東西，但我卻完全不懂。音樂課大部分時間都挺有趣的，直到學吹口琴。到了國小三、四年級，我們開始學吹長笛，結果我很快就沒興趣了。雖然我一生都在音樂的包圍中，但至今對生活本身卻還沒有太多的理解。
我老爸在學生眼中的老師形象
我的國小成績大多是中等，偶爾有一些好成績。我爸媽從來不會因為這些成績而罵我，但每次要把成績單給我老爸看的時候，心裡總是有點害怕。我在家裡從來不會把老爸當成校長，但始終有對他的尊重和一絲嚴肅的感覺。
有一次，我在家裡的角落發現了一堆舊考卷。老爸只是隨便把它們捲起來，塞進了書架上。這些題庫是給老師準備的，讓他們可以出更多的考題。當我發現這些考卷的時候，靈機一動想著：「嘿嘿，我以前見過這些考題！我做過這張考券，如果我看這個，就能滿分！」但最後，我並沒有作弊。那個珍貴的寶藏我只是靜靜放回了原處。我知道，如果我作弊被老爸抓到，肯定會很慘的。
老師在暑假期間通常也比較空閒。老爸在家待得多，所以我們經常會全家一起去日光和江之島的短途旅行。在江之島，有一家餐廳是老爸以前的學生經營的，專賣原殼烹煮的螺貝，味道真的很好。過年的時候，一些以前的學生會帶著禮物來，家裡會熱鬧的慶祝一番。小時候，老爸的學生們常常覺得我可愛，對我疼愛有加。隨著時間流逝，這些學生結婚了，甚至會帶著配偶來家裡。老爸和他們在一起似乎特別開心。有一次，我跟他的一位前學生聊過，據說老爸下課後常常和學生們下將棋。我們討論他是不是很認真，但總的來說，他似乎是一位熱愛學生的老師。
或許是因為我看到老爸那一面，所以在國小時期，我一直以為自己長大後也想當一個老師。現在想想，這根本不可能實現。教書是一份很棒的職業，但顯然不適合我啊。我也知道這工作有多忙多難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根本就不擅長教學。
有時候我會想，「小時候的朋友們現在都在做什麼呢？」開個同學會應該會很有趣，但自從那時候起，我家搬到另一個地方了，後來才發現，我那些好朋友的家也不在那個社區裡了。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聯絡他們... 嗯，身為一個音樂人，我有自己的網站，感覺我應該是最容易被找到的人（笑）。即便如此，還是有時候會想，要是能再和那些朋友見面就好了。
這讓我想起，當年我父母家隔壁住的是當地兒童會會長的家。好多年後，我聽他媽媽說，她兒子在一個樂團裡演出，還是「Hikashu」的鼓手 —— 泉水敏郎。據說他們以前常去「Ra:IN」的鈴木享明在橫濱的俱樂部玩。有一次他問我：「PATA，你認識敏郎君嗎？」我跟他說，我爸媽家就在他家附近，但因為年齡差距，其實不太認識他。
後來，在一次David Bowie致敬演出活動上，我遇到了「Pearl Brothers」的佐伯健三，當他告訴我他來自西千葉一帶時，我們在後台聊得很開心，談到各自的故鄉。我很驚訝的發現，佐伯竟然是千葉縣最頂尖的公立學校 —— 千葉高中畢業的。而我也上過高中，只是幾乎沒怎麼去過（笑）。嗯，這個部分我待會再細說。
我的小命差點不保？！也就是所謂的「蕎麥麵事件」！
我國小時期還有個事件非講不可，就是傳說中的「蕎麥麵事件」。這其實比較像是我老媽的錯。你應該聽說過新年吃蕎麥麵的習俗吧？在我們石塚家，有個說法是，最起碼要吸一口蕎麥麵，你才能「進入」新的一年。所以每年年底，我都被迫吃蕎麥麵。
但是，每次我吃蕎麥麵後... 都會覺得很不舒服。一吃完，整個身體就開始變得越來越癢，甚至會長滿蕁麻疹，呼吸開始變困難，就像是哮喘發作一樣，最終會昏倒。這情況持續了三年。這顯然是蕎麥過敏的症狀啊，但當時連「過敏」這個詞都不怎麼被人熟知。
我老媽看到我痛苦的樣子，以為我只是不喜歡吃蕎麥麵。可是，我想，單純不喜歡吃某樣東西，應該也不至於讓人窒息昏倒吧... 吃新年蕎麥麵通常是希望能長命百歲、健康平安，但如果她繼續逼我吃下去，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。後來，我跟我老媽聊起這件事，她只是輕描淡寫的說：「我不知道啊。」事情就是這樣...
因此，我小時候非常討厭經過那種站著吃的蕎麥麵攤。因為過去昏倒的經歷實在太慘痛了，讓我腦袋裡根深蒂固的認為「蕎麥麵＝糟糕」。上學時，每次必須經過蕎麥麵攤，我都會在靠近時憋住呼吸。現在情況沒那麼嚴重了，我覺得現在的蕎麥麵攤似乎也不像以前味道那麼重了。我聽說為了壓低成本，現在蕎麥麵攤用的蕎麥粉沒有以前那麼多了。
成年之後，有一次我看到一則新聞報導，說一個有蕎麥過敏的小孩在學校午餐時間被迫吃蕎麥麵，結果呼吸困難，最後不幸去世了。當HIDE看到這則新聞時，他馬上打電話給我，說：「PATA！你絕對不能吃蕎麥麵啊！」我不得不一再安撫他，跟他保證我對蕎麥過敏，絕對不會去吃蕎麥麵。嗯，我想他看了那則報導後，真的非常擔心我會出事。
我常去的一家居酒屋，老闆經常自己做蕎麥麵。雖然我從來沒想過要嘗一口什麼的，但我的狀況已經好轉到不會介意旁邊的人在吃蕎麥麵了。每次和X JAPAN的夥伴一起時，喜歡吃蕎麥麵的SUGIZO還特地問我：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吃蕎麥麵嗎？」，我總是笑著跟他說：「SUGIZO，別擔心我，盡情享用你的蕎麥麵吧！」
這就是為什麼蕎麥成了我的「天敵」。
升上國中，我選擇加入網球社
國小畢業後，我開始就讀千葉市學區內的一所公立國中。那時候很多學生都會加入社團，出於某種原因，我選擇加入網球社。可能是因為當時有部動畫《網球甜心》正在熱播，造成了很大的轟動。不知為何，社團裡沒有二年級生。聽很多人說，去年，三年級的學生在他們加入時，欺負了所有二年級的學生，導致他們全都退社了。因為這些三年級生的霸凌行為臭名昭著，他們反而放過了我們這些新人。其實他們對我們還挺友善的。
網球社的活動相當有趣。一開始，我們只是練習揮拍，然後撿球，慢慢的才開始學怎麼擊球。我們打的是軟式網球，所以必須用東方式握拍法（握拍時就像跟球拍握手），而且只能用拍子的同一面。至於反手擊球，則要用手腕扭動拍子來擊球。
我們是以兩人一組的隊伍來比賽，每隊有一名前場球員和一名後場球員。剛加入社團的時候，我的身高比其他人稍微高一點，所以就被分為前場球員。有時我會退到後場擊球，但基本上我大多是在網前玩截擊，偶爾還會來一個殺球。那感覺就像拿拍子打蒼蠅一樣。
如我提過的，社團裡沒有二年級生，所以當我們升上二年級時，自然而然，根據社團規則，我們開始能定期參加比賽。但由於對手都是三年級生，我們根本打不贏。技術水平的差距實在太大了。念國一時，我們的國三隊伍很強，但等我們組成自己的隊伍時，卻成了一支弱隊。
不過，我們還是很認真，放學後和早上都在訓練，而且在暑假期間也會有比賽，我們沒有錯過任何能訓練的機會。因此，那時候的體育社團基本上是沒有放假的。午餐時通常會在社團裡吃，但我們網球社沒有特定的社團室。學校下面有一塊小小的水泥空地，就充當我們的社團室了，我們都在那裡吃午餐，也在那裡換運動服。每到盛夏，我們經常把便當放在水泥地上... 奇怪，我們怎麼沒食物中毒啊（哈哈）。念國二的時候，學校進行翻修，在網球場挖了很多洞，所以我們不能在那練習。那些更認真的學生就會繞著校舍跑圈，或做其他訓練。
不過，我們實際上只是在胡鬧，玩起了打仗遊戲，用球拍當機槍，把網球場的洞當壕溝。我們覺得自己像是戰鬥部隊。那些洞正好可以當作掩體躲起來。我們完全忘了社團活動，玩得像小學生一樣。我們會＂射擊＂我們的機槍球拍，還互相大喊：「你中彈了！」，但還是得用球拍把網球丟出去，然後＂打＂到目標。這樣一來，還算是某種形式的練習。而且因為我們還得跑去躲，也算是某種腿部訓練... 我想我只是找藉口而已。
我們真的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傻瓜
我們會玩很多這種愚蠢的遊戲。學校的體育館倉庫裡有一個未使用的跳高墊，我們會把它當成＂擂台＂來玩摔角。那時候，摔角非常受歡迎，每週五晚上8點都會播新日本摔角的比賽。在學校裡，學生們可以分成兩派：一派是看《3年B組金八先生》的，另一派則是看摔角的。我當然是看摔角的。
那時候，新日本摔角有許多明星，像是豬木、藤波辰爾、長州力、阪口徵二，還有Stan Hansen這位反派摔角手。此外，還有全日本摔角，每週六下午5點半會播。全日本摔角裡有打手布羅迪、Mil Máscaras、阿卜杜拉屠夫，甚至還有東京12頻道播的國際摔角。過了不久，新日本摔角也出現虎面具了。
那時候正是黃金時期，黃金檔的摔角節目火得不得了。很多和我同齡的男孩都愛看摔角。在我心目中，除了豬木，藤波辰爾、長州力也都是我的最愛。藤波的招牌技「龍捲風摔」危險到學校禁止學生模仿，可見藤波的人氣和實力有多強。
另外，阿卜杜拉屠夫用「Pink Floyd」的〈One of These Days〉作為他的主題曲。這首歌最初出自1971年的專輯《Meddle》，但我記得那時有一個單曲發行，封面上還印著屠夫的照片，應該賣得不錯。我記得摔角手們登場時搭配音樂，感覺超酷，這就跟樂團上台時有背景音樂一樣。Mil Máscaras的主題曲則是由「Jigsaw」演唱的熱門歌曲〈Sky High〉，在那時也非常受歡迎。
我們這些小屁孩都非常崇拜那些摔角手，會試著模仿他們的招式。我們可以做到一些背摔，但雙臂過肩摔可就難多了，這種動作需要朋友幫忙，但經常會搞砸，結果受傷。原爆固定也是一樣。至於腦部炸彈摔，更像是一種搞笑的方式把自己摔到地上。但那時候，我們真的很熱衷於模仿這些招式。
如你所見，網球社的成員和我簡直就是一群傻瓜。我們變成了非常弱的隊伍，因為我們總是這樣玩，而不是好好訓練。
既然我已經聊到社團活動，那就順便說說學校的事。在國中的時候，算術變成了數學，英語也被納入課程。那時候我的英語老師是一位嚇人的大叔，大家都對他心存畏懼，傳說他曾經是自衛隊的警務官。每當我們進行早上的訓練時，他總是從學校的後門進來，經過我們身邊。他會說：「網球社，該收工了。」排球隊在我們後面訓練，他也會對他們說：「排球社，該收工了。」儘管他是一位英語老師，但每次都毫不例外是用日語來稱呼這些運動。他絕不會簡單說「網球」或「排球」。果然是前警務官的風範。
因為我特別不喜歡那位老師，所以我的英語成績很差。或許唯一成績還算不錯的科目是數學... 不過，老實說我不太記得了。但我想我的成績在國一之前應該也不算太差。
遇見了西洋搖滾樂和吉他
到了國三，我上學的次數就變很少了。
原因是老爸在我國二時去世了，這讓我開始翹課。我一直待在家裡，彈著父母買給我妹的那把木吉他。那時候，我開始學彈吉他。
在那之前，還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就是我接觸到西洋音樂。1977年，我還在國小六年級時，看了NHK《Young Music Show》播出的「KISS」武道館演唱會，我對這個有了深刻的印象。
還有TBS的音樂綜藝節目《銀座NOW!》，每週五有個「洋樂百強榜」的單元，可以看到很多音樂錄影帶，從KISS開始，然後是「Cheap Trick」、「Aerosmith」、「Queen」等等樂團。還有一位朋友的哥哥，他有買KISS的專輯，我們也會一起聽。
就這樣，我變成KISS的狂熱粉絲了。當我買到一本封面是KISS的《MUSIC LIFE》雜誌時，心情簡直無法形容，結果我老媽發現它放在床邊的書架上後，我老爸就把它扔掉了。在那個年代，KISS所開創的那種搖滾樂被認為是「兒童不宜」。
但其實在那之前，我已經有一些西洋音樂的唱片。我第一張買的是披頭四的單曲《Rock And Roll Music》，還有不少他們的專輯。我想我是去西千葉車站附近的唱片店買的。我妹很喜歡「後醍醐樂團」，所以她有他們的單曲、專輯和現場專輯。我老爸有「木匠兄妹」的《Top Of The World》。我可以把披頭四的音量開得比較大，但每當我想聽KISS的時候，常常就會引起一場大風波。我會悄悄把音量調低，耳朵靠近唱針，努力聽那微弱的聲音，就這樣偷偷的聽KISS。
自從KISS成為我對搖滾樂興趣的入口，接下來對我影響最大的樂團就是Cheap Trick。可以說，看到Cheap Trick演出是我開始學彈吉他的動力。他們1979年要發專輯《Dream Police》時，我超興奮的，於是我在發行日那天就跑去西千葉的唱片店買了。我還記得，當時我訂了一張特別版，必須提前預訂才能買到。
我在那家店裡買了很多Cheap Trick其他的唱片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店裡最遠的牆上有一張巨大的「Angel」海報。雖然這家店是專賣日本音樂，但他們也有相當不錯的西方流行音樂可以選。我相信老闆也是Angel的粉絲。我也記得曾在那家店買過Jeff Beck在1980年的專輯《There and Back》和「Led Zeppelin」的《In Through the Out Door》。
放學後，我會跳上我的腳踏車，趕去那家店，在發行日買了一堆專輯。
老爸突然去世，還有我對電吉他的憧憬
稍微回到我的故事，在國中的那些年裡，發生了很多事，也有不少事情開始起步。
最大的事件，如我之前提到的，是我老爸去世。他死於癌症，就在我們家正在重新裝修的時候。有一次，爸爸出院，家裡也完工了，能回到全新的家裡讓人很開心。然而，他後來又住進醫院，最終去世了。
當然，正值青春期時老爸的去世確實讓我感到難過，但我並沒有因此自暴自棄，也沒有背負起奇怪的責任感。對我老媽來說，這一定很艱難。於是老媽白天開始出門去工作了，家裡整天都空蕩蕩的，我覺得這樣挺好，於是開始翹課，因為我實在懶得去學校。我特別討厭音樂課和英語課，就算我去了學校，也是在那些課結束之後才去。
我沒去上學的時候，就會待在家裡彈吉他。我開始學Cheap Trick〈Dream Police〉的前奏部分，用我妹的木吉他跟著彈。那把吉他是類似Martin牌的仿製款。跟電吉他相比，木吉他的弦跟指板之間的距離相當大，弦的張力也很緊，彈起來非常困難，手指會痛，但我還是癡迷的彈著。對了，我至今還保留著那把吉他哦，已經修復過，而且妥善收藏著。
在那個時候，彈吉他或許是給我帶來最多快樂的事情，並不是因為我想逃避學校的現實，或者想忘記老爸去世的悲痛，我甚至沒把這看作是「練習」。我的同學和朋友們從來沒有教過我任何東西，當然吉他也沒人教過。正因為是這樣開始的，所以至今我對一些彈奏細節仍然無法完全理解（笑）。
一開始，木吉他彈起來很好玩，但由於我只聽西洋搖滾，很快就開始渴望擁有一把電吉他。我記得是老媽買了第一把電吉他給我，我一直以為它是Tokai的Stratocaster型，但為了考證這段回憶，我仔細回想了一下，發現其實不太一樣。那時候，音樂雜誌上有很多廣告，在賣便宜的初學者電吉他，價格大概是一萬日圓左右。我相信我第一把電吉他是從這些廣告裡買來的Explorer型。Rick Nielsen是我國二時最大的靈感來源，所以我選了與之相配的Explorer型吉他，顏色也是一樣的：日落色，正如Rick的吉他一樣。我至今仍然覺得，像我這樣的初學者選這麼奇特形狀的吉他實在是很大膽，但在我心中，除了Rick的那把吉他，我不做他想。
今天的電吉他，就算價格不到一萬日圓，品質也比以前好得多。回想起來，當時那個價格的吉他都相當糟糕（笑），八度音總是對不上，我看著琴格都覺得「這是什麼鬼東西？」，我形容的有點誇張，但吉他琴頸看起來就像是有人把一根根金屬桿敲進樹幹裡一樣陽春。
我現在完全不知道那把Explorer吉他在哪裡了。似乎在我搬出家裡不久後，有一位垃圾清理工在垃圾堆裡發現了它。那位工人據說是X的粉絲，知道我住在那裡，所以他問我老媽能不能把吉他拿走，反正都要被丟掉了嘛，因為沒理由拒絕，老媽就把吉他給了他。所以，我的第一把電吉他就在那個人手裡了。如果他還有那把吉他，希望他好好照顧它，因為對我來說，那把吉他非常珍貴。
回到故事，我用那把Explorer吉他學會彈很多樂團的歌。然而，Queen的歌卻讓我很氣餒，因為Brian May經常疊錄多層次的音效、吉他的編排和配器，這讓你很難一個人複製出來。我記得有一次在樂器行翻看Queen的樂譜，發現我想學的一段吉他獨奏的譜上竟然疊了三層，換句話說，你需要三把吉他去疊才能重現它。當我看到這一點時，我默默的把樂譜闔上，然後放回書架上。
我也超愛Led Zeppelin，但Jimmy Page有很多複雜繁瑣的riff，實在讓我懶得去彈他們的歌。當時我一點搖滾吉他演奏的基礎概念都沒有，所以要彈那些節奏和律動真的太難了。Jimmy Page的風格對我來說非常吃力，所以自然而然就轉向「Deep Purple」那種比較容易理解的風格（笑）。Ritchie Blackmore那些開頭的riff對初學者來說就很容易上手，而我每次彈〈Smoke on the Water〉的前奏，都會覺得自己很厲害。
在Graham Bonnet（主唱）加入「Rainbow」後不久，我國中三年級的時候，他們來了日本。Rainbow在武道館連續演出三個晚上。我真的很想去，但最後還是沒去成。大約在那段時間，我還記得「Michael Schenker Group」也出了他們的第一張專輯。有一次，那張專輯的第一首歌〈Armed and Ready〉在學校播放，我清楚的記得當時有人跑來問我：「那首全是吉他的歌是什麼？」
到那時，我已經完全把網球拍拋在腦後，取而代之的是吉他。
第二章 開始玩樂團
組成了第一個樂團
這時候，我已經對吉他和硬式搖滾上癮了。我上了國中三年級，當然大家都開始在談論高中的入學考試，但我根本不在乎，我的成績算是糟糕透頂，因為我根本就很少去學校上課。當班導師跟我談起未來的學業時，他告訴我：「你只有兩所高中可以選。」其中一所就在我家附近，另一所則遠在木更津市。選擇未來的方向是一個重要的決定，最終我選擇去木更津中央高等學校（現在叫木更津綜合高等學校），只因為那裡的棒球隊很強。但我國中時根本沒有進過棒球隊，真不知道為什麼會選擇去一所離家那麼遠，坐車要一小時的學校...
看來我在入學考試中拿到了不錯的成績，不知怎麼搞的，就被排進了這所學校的升學班，而這個班只有一個。我甚至不知道這所學校有升學班，我對學校漠不關心就是到這種程度。雖然我不介意唸升學班，但由於哮喘和整體健康不佳，我缺了很多課，第一年的出席率太低，不過校長還是叫我明年回來，我只好重修一年，或是說，我留級了。這真是麻煩，因為學校離我家太遠，通勤感覺更像是一趟迷你旅行。我又重複了一年，但漸漸的，我完全不去上學了。
當我成為高中生後，開始和國中同學組了一支樂團。我們參加了由山葉公司贊助的East West比賽。這是我第一支樂團，名字叫「HEADLOCK」，當然是源自摔角中的一個招式。在比賽中，我們演出了Rainbow的一首翻唱曲和另外一首歌。那首Rainbow的歌是他們1979年專輯《Down to Earth》中比較冷門的曲子，絕對不是像〈All Night Long〉或〈Since You Been Gone〉這些熱門曲。就在我們上台比賽表演之前，我的吉他壞了，只好跟一位在其他樂團的高中同學借吉他，但那個音色根本不是我想要的。這段沮喪的回憶成為我心中最深刻的印象。
我第一支樂團的成員們就讀於不同的高中，我們也不全是住在同一個社區。因此，我們漸漸疏於聯絡，有一個人退出，接著又一個，最後就這樣自然而然的解散了。
那時候，我開始經常去千葉榮町的酒井樂器行，那裡也提供維修服務。在那裡，我也有機會更深入認識一些木更津中央高中的同學。我們在同一所學校，但不同班，平常在學校並不怎麼說話，但在樂器行裡卻一拍即合。不久之後，我們決定組一支新樂團。其中一位同學是高崎晃的超級粉絲，甚至有一把Random Star吉他。在那個樂團裡，我們演奏了很多「LOUDNESS」的歌，而且還是雙吉他編制。在我高一留級的時候，我們在學校的文化祭上演出了LOUDNESS的〈LOUDNESS〉和〈Lonely Player〉。這支樂團是「BLACK ROSE」的前身。
我們那時也常常翻奏「Judas Priest」的歌，因為BLACK ROSE也是一支雙吉他樂團。1982年正是Judas Priest發行《Screaming For Vengeance》的時候，我還記得我們也翻奏了這張專輯的同名曲。我們也有演奏《Sad Wings of Destiny》（1976年）中的〈Tyrant〉。「Thin Lizzy」的〈Black Rose〉跟我們樂團同名，但因為我們沒有鍵盤手，所以從來沒演奏過。當我們開始翻奏Judas Priest的歌時，正是我們開始第一次現場演出的時候。
我上了高中之後就不再剪頭髮，沒多久就留起了長髮。不過，當時大概80%的同學都是梳「油頭」，也就是那種叫做「飛機頭」的髮型。那時候，木更津中央高中因為不良學生很多而聲名狼藉。
在木更津車站，會有一班車專門載我們去學校，車上總是有一位老師在監督學生。有時候，老師會因為我的長髮而罵我，說：「你！這什麼西城秀樹的髮型啊？」，我很想用西城秀樹在佛蒙特咖哩廣告裡的名句回他「秀樹感動！」，但我根本不敢這樣頂嘴。畢竟，我很怕那些老師。他們一個個都很兇，我完全無法想像如果惹到他們會有什麼後果。雖然被警告了很多次，即便如此，我還是沒剪頭髮。而且說實話，我本來就沒那麼常去上學。
附近還有一所學校叫木更津甲陵高中（現在是拓殖大學紅陵高中），那也是一間有名的不良學校。這所學校以他們的「髮型懲罰」出名，就是用理髮器在後腦勺剃出兩道橫條。甲陵高中的學生也跟我們一樣在同一個車站搭車，自然兩校之間常常爆發「戰爭」。有時候，公車一停，學生們只要看對方不順眼，就會立刻開始打架。每當車子到站時，為了搶座位，我會直接把書包從車窗丟進去再上車，但這舉動也常常引發問題。常聽到木更津車站的員工大喊：「你哪個學校的！？」
木更津的日常生活幾乎跟電影《高校太保》一模一樣。不過，這種情況不只是在木更津，整個千葉都是這樣。很多時候我回家都得避開西千葉車站，因為聽說那邊會爆發幫派戰爭。我覺得這種情況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千葉縣各地都經常發生。我有一些朋友是不良少年，但我自己不是，而且我也很討厭衝突，所以幫派之間開戰的時候，他們也從來沒找我去助陣。
我的世界跟他們的不一樣，我活在一個音樂人的世界裡。
有時候我會想，如果我沒有彈吉他，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樣子？但說真的，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。不過，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訴你，那就是我從來沒想過我能靠著玩樂團來填飽肚子。
事實上，我最後真的靠著玩樂團過活了，但當我16、17歲的時候，從來沒仔細去想過未來。我只是找到了一件讓我很享受的事，然後全心投入。對我來說，那就是彈吉他，還有待在樂團裡。我從沒把樂團當作我的未來，只覺得和朋友一起玩樂團是件有趣的事。對我來說，這跟小時候和朋友一起打草地棒球或玩踢罐子遊戲沒什麼兩樣。也許，對我來說，玩樂團和彈吉他就是另外兩個有趣的遊戲而已。
每天都跑去DANCING MOTHERS
我們第一次演出的場地是在千葉的DANCING MOTHERS，不過我對那次首演沒什麼印象了，我甚至不太記得自己當時是緊張還是享受那場演出。那時候，我對於像是預定場地或者處理小細節這些事都不太擅長，我記得是我們的另一位吉他手負責了大部分的安排。我們的朋友們買了票來看我們表演。
後來，我們有機會去幫金屬樂團「十二單」暖場。那時，我們的樂團已經叫做BLACK ROSE，而且我們有一些原創曲了。當我們開始為十二單暖場的時候，他們的吉他手八重樫還稱讚我們說：「你們的歌真的很酷。」，這句話讓我非常開心。BLACK ROSE的歌是我跟另一位吉他手一起創作的，我們會去對方家裡，不斷來回討論，「有個riff可以用」，歌就是這樣寫出來的。我已經不太記得那些歌的細節了，但大致上我們有足夠的曲目可以在舞台上表演。我記得大概有五六首歌左右。
我們經常在DANCING MOTHERS演出，那裡的人對我們都非常好。其實在我們成為暖場樂團之前，我常常去那裡看十二單表演，我真的很喜歡他們。我也在DANCING MOTHERS看過很多樂團的現場演出，好幾個後來都很有名，像是「44MAGNUM」、「ACTION」和「ANTHEM」，這些是其中幾個我印象比較深。
我也非常喜歡ANTHEM，我在他們最早期的時候就親眼看到了，那時ANTHEM的吉他手是小柳彰史，我也在DANCING MOTHERS看到他參加的另一支樂團「MARINO」，還有來自關西的樂團「X-RAY」。我看到X-RAY的時候，我們甚至被允許在他們排練的時候在場地裡閒晃。還有一次，我在看「RAJAS」的時候，場地的老闆叫我把JOE（CRAZY COOL JOE，後來加入DEAD END）的Hiwatt音箱從地下室搬上來一樓。現在想想，為什麼我會被要求搬JOE那麼重的音箱啊？我還記得在那裡看過「BLIZARD」的現場演出。
這份名單真的是無窮無盡，我在DANCING MOTHERS看過許多樂團演出，後來都變得非常成功。
順便一提，我妹比我更愛BLIZARD，很瘋狂，她非常喜歡吉他手松川敏也，這很能理解，因為他真的很帥。她的唱片架上還有兩張松川的個人專輯。我妹也是本田恭章的粉絲俱樂部會員。我在Ra:IN的樂團夥伴鈴木享明，曾經也是本田的「The TOYS」的伴奏樂團成員。當我開始跟Ra:IN一起演出時，我也被邀請在本田的現場演出中彈吉他。因為這層關係，我在我妹的婚禮上邀請了本田來當驚喜嘉賓。Ra:IN先表演，然後我再請本田上台作特別嘉賓。當本田開始唱歌時，我妹感動得止不住淚水。我覺得這樣的安排做得還不錯，這我自問無愧（哈哈）。
無論如何，當年我正親歷著日本金屬樂的崛起，當時在DANCING MOTHERS看著許多樂團現場演出。雖然我並不總是在那裡，但我從家裡騎腳踏車就能到那個場地了。奇妙的是，在看演出的過程中，我從來沒有想到要觀察或學習吉他手的技巧，我是會注意吉他手的手指啦，想知道他們是怎麼彈的，但因為我年紀還小，幾乎無法理解那些技術。44MAGNUM的JIMMY彈得太快，大谷令文彈得也很快。當我看ACTION的演出時，我覺得他們的貝斯手大谷慶一看起來很像澤田研二... 那時我只是這樣想（哈哈）。當時的大谷還有眉毛，所以ACTION正式出道時，我感到非常震驚，心裡想＂大谷怎麼看起來這麼可怕？＂，但其實他一點也不可怕，他是我見過最友善的人之一。
在我高中的第一年，我也去看過西方的樂團。我看的第一支外國樂團是「Whitesnake」，在中野太陽廣場舉行的演出。當然，主唱是David Coverdale，吉他手是Micky Moody和Bernie Marsden，貝斯手是Neil Murray，Jon Lord（鍵盤）和Ian Paice（鼓）曾經是Deep Purple的成員，也在這場演出中亮相。我竟然坐到了超棒的前排座位，幾乎可以跟樂團成員零距離接觸。Micky就在我面前，演出結束後我的耳朵因為直接承受Marshall音箱的轟鳴而嗡嗡作響。當時我根本沒想過，將來自己也會站在那個位置上，讓別人的耳朵嗡嗡作響。
之後，我又去看了Rainbow，票是在西武新宿線的車站售票處買的。在那個時候，系統是這樣運作的 —— 越早買票，位置就越好。所以大家在售票前一晚就排隊了，而且必須在名單上寫下自己的名字來拿編號。有一些我不認識的好心女孩提前在名單上幫我寫了「黑丸先生」這個名字，然後給我，多虧了她們，我才能買到一張位置很好的票。對了，她們用的這個筆名，黑丸，其實是翻譯自Blackmore。直到今天，我仍然感謝那些女孩子做的事。嗯，她們現在一定是中年婦人了吧（笑）...
我高一的時候，「Iron Maiden」和「Saxon」也來日本巡演。我非常興奮的去看了Saxon，順便提一下，當時HIDE也去看了Iron Maiden，我們後來經常因為這件事爭論得不可開交，因為HIDE是Iron Maiden的粉絲，而我則是Saxon的支持者，他會說像是：「Saxon的歌沒有副歌！」，這種說法對我來說完全沒道理，我們就這樣爭論起來。當然，仔細想想，同時喜歡兩支樂團根本一點問題都沒有嘛。
多田屋成為許多緣分的開端
雖然我重讀了一年高中，名義上仍然是學生，但我很少去上課。相反的，我大部分時間都是跟年長的人混在一起。在那些人中，對我幫助最大的是裕人，他是一個攝影師，比我大五歲，經常跟我分享他拍攝Thin Lizzy演出的經歷。
裕人會開車來我家，敲我的窗戶，或者猛催兩下油門。只要我一出現，他就問我想不想去吃點東西，然後我們就會去一家便宜的餐廳，接著他會買一張唱片，我會把唱片錄成錄音帶，再把錄音帶給裕人，而我則保留唱片。裕人是一個音樂迷，我們會聊很多音樂，還有吉他。記得有一次，我隨口提到一個吉他拾音器的價格太貴了，結果下次見面時，他竟然送我一個那種拾音器。我至今還記得那是所有DiMarzio拾音器裡聲音最「犀利」的一個。
我是在千葉的榮町一家樂器行認識裕人的，那家店也是我之前樂團的成員碰面的地方，裕人跟那家店的老闆也很熟。
那時候我是高中生，第一次在那裡找到打工，當時我只是模糊的想過，未來或許會成為一名吉他維修工或製琴師。那時候開始流行改裝吉他，所以他們也接了很多客製的訂單，我幾乎每天都在那裡混，最後店裡的一位員工問我想不想在那裡工作，就是這樣。在我還沒正式上班之前，我就已經開始動手搞我的吉他了，像是用銼刀磨削琴頸，還有其他一些小改裝都是自己在家裡做的。但現在我可不想再自己動手了，因為太麻煩了（笑）。
那時候我玩的是一把Tokai的Stratocaster，這把吉他跟Ritchie Blackmore的一模一樣，是一款Fender Stratocaster周年紀念版，金屬銀色的琴身，正好在Rainbow來日本的時候，也就是1979年發行《Down to Earth》那個時期開始販售的。這把吉他我喜歡得不得了，特地跑去樂器行親眼看看真品，結果果然貴得驚人，學生根本買不起。所以我把Tokai的漆剝掉，然後把琴身重新刷成金屬銀。全部是我自己動手改裝的，當時的我還真是有那耐心去搞琴啊。
後來，我打工的那家樂器行搬到了稻毛，這也意味著我得拖著我的靴子走到稻毛。搬到稻毛後的店名改叫「多田屋」。這是一家書店，同時也賣樂器和唱片，而且他們還有一間練團室。店裡甚至有一個小舞台可以辦表演。
多田屋的一位員工叫齋藤（齋藤浩），他現在是「千葉LOOK」的店長。我們很快成了朋友，之後我也常常待在多田屋。
齋藤策畫了許多以千葉樂團為主的活動，這些樂團就在多田屋的小舞台上演出。我曾看過「SABBRABELLS」在其中一場活動表演，那天YOSHIKI的「X」也和他們同台。我也在多田屋認識了「DEMENTIA」的吉田良文（他現在是「UNITED」的成員）。
這家店經常有很多年輕音樂人光顧，像是我跟吉田，還有一位幫筋肉少女帶的一張專輯錄過貝斯的傢伙TETSU，如今他在大阪做PA工程（有時也會跟「BELLZLLEᗺ」一起演出）。就像醉漢被紅燈籠的酒吧吸引一樣，多田屋也吸引了這些音樂人，我在那裡認識了很多跟我年齡相仿的朋友。雖然店不大，但它變成了一個社交聚會的場所，當地的音樂迷都會聚集在多田屋。
在我20歲的成人禮那天，我並沒有去參加當地的典禮，而是去了多田屋。那天剛好是齋藤的休假日，我還在想該做些什麼時，吉田進來了，他和一位跟他一起彈貝斯的朋友一起來，那位朋友提議我們去「Saizeriya」喝一杯慶祝一下，於是我們就去了。我對成人禮的回憶就是在Saizeriya喝酒。對我們這些來自千葉的人來說，在Saizeriya喝酒是一件挺有意義的事，畢竟這間受歡迎的餐廳發源於千葉。
我在多田屋建立的這些人脈，對我後來的人生產生了巨大影響。
與YOSHIKI相識
在我更常待在多田屋後，我開始了我的下一個樂團，這個新樂團叫「JUDY」，我和BLACK ROSE的主唱一起創立了這個樂團。BLACK ROSE有兩位吉他手，但在JUDY裡，我是唯一的吉他手。然而，剛開始演出不久，鼓手就退出了。我們已經有幾場演出排定了，於是我去了多田屋向齋藤求助：「我們沒鼓手了，但還有演出要上... 」當時有一個人（我相信是YOSHIKI的老朋友）說他可以幫我們問問YOSHIKI能不能幫忙。我們馬上聯絡了YOSHIKI，他對我們本來就有興趣，最後他同意幫JUDY打鼓。
當然，我早就知道X這個樂團了。我第一次看到他們是在East West大賽上，那時他們也有參加。當時，TOSHI因為是高中排球社的，所以剃了個大平頭。他們的吉他手也剃了頭，因為他被學校停學，而貝斯手德應淳則已經開始梳著高聳的髮型。YOSHIKI留著一頭像不良少年漫畫裡走出來的飛機頭髮型... 你可以想像他們作為一個樂團的視覺衝擊力有多大（笑）。YOSHIKI說他們當時表演了〈I'll Kill You〉和〈X〉，但我記得他們只表演了〈I'll Kill You〉。TOSHI在比賽中還拿了一個特別獎，叫「Big Fish歌唱獎」。
後來，我們也和X一起在多田屋表演過。那時他們的吉他手是高井壽，貝斯手是宇高光，而X已經開始在東京的一些場地演出了，像是目黑的鹿鳴館。我甚至聽說他們還上了日本電視台的節目《天才・たけしの元気が出るテレビ!!》。
X當時很受歡迎，但我並不在意這些。他們是我們一起演出的樂團，彼此之間完全沒有什麼競爭或對抗的感覺，我從來就不是那種抱著競爭心態去彈吉他的人，我也沒有那種奇怪的競爭意識。對我來說，只要能隨心所欲彈自己想彈的東西，我就已經很滿足了。
我當時對我的樂團確實很認真，但那時候我完全沒想過要靠樂團來謀生。直到今天，我還是不太明白為什麼我能靠彈吉他過活（笑）。是的，我確實是在靠彈吉他過日子，但我從來沒想過自己能靠音樂維生，我也從來沒有這種雄心壯志。不過，我覺得這一切之所以會發生，可能是因為我認識了這個有野心的人，加入了X這個樂團。
從我們第一次見面開始，我就覺得YOSHIKI對很多事情都很有野心。不過，當我第一次和他交談時，倒沒有強烈感受到這一點。正如之前提到的，當YOSHIKI來幫JUDY排練時，他頂著一頭蓬鬆的金髮，我甚至一度以為＂他是外國人嗎？＂。
回到故事，YOSHIKI成為了JUDY的臨時鼓手，我們開始排練。第一次一起演奏是在東京四谷的一間練團室。JUDY的歌有些快節奏的部分，所以我們想先試試這些曲子，看看合不合拍。雖然這些歌速度很快，但因為是我們自己的作品，所以我們能彈得很好。不過YOSHIKI的鼓打得太快了，我們根本搞不清楚他在做什麼，我們也不太確定到底跟歌合不合拍。就在這時，YOSHIKI突然在一首歌中間停下來，說：「我打錯了！」，我心裡想：「打錯了？……他在說什麼？」，然後我和我們的貝斯手對看了一眼。YOSHIKI停下來說他打錯了，但我們完全不知道錯在哪裡。後來，我和貝斯手聊到YOSHIKI，都覺得他的能量真是驚人。
我記得JUDY在YOSHIKI的幫助下大概演出過三場。我想應該包括神樂坂EXPLOSION和澀谷屋根裏，因為我們JUDY在東京大都會區內有做一些演出。
回想起來，JUDY的音樂和歌曲，算是當時相當標準的日式重金屬。我們的主唱聲音很高亢，貝斯手負責寫大部分的歌，不過我也寫了一些，我們還有雙大鼓的配置。我不太記得旋律，但我們有幾首快節奏的歌，簡單來說，聽起來有點像早期的「REACTION」。
事實上，JUDY自然而然就結束了，因為我們找不到正式的鼓手，導致無法安排演出。之後，我也沒有去找新的樂團，也不再有任何演出。
直到有一天，我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。那是在1987年新年的時候，電話那頭的人是YOSHIKI。
第三章 加入X〜成為傳奇樂團的過程
我討厭錄音
YOSHIKI打電話來是要告訴我，X將參加由Victor發行的合輯《SKULL THRASH ZONE VOLUME I》，並問我想不想去彈吉他，因為他已經把之前的吉他手開除了。當時我沒有樂團，閒得發慌，所以我回他：「當然！我現在正好沒事。」YOSHIKI幫過我的JUDY，而現在輪到我幫他的X。我覺得自己必須回報這份恩情。
《SKULL THRASH ZONE VOLUME I》是在神樂坂EXPLOSION錄製的。當時的音響工程師是「DOOM」的藤田隆，我記得所有參與的樂團都是在那裡錄音的。這張專輯是神樂坂EXPLOSION之前發行的合輯系列《HEAVY METAL FORCE》的系列之一，因此那些以神樂坂EXPLOSION為根據地的樂團，都參與了《SKULL THRASH ZONE VOLUME I》。
有兩支樂團的成員也是神樂坂EXPLOSION的員工。其中一個是HIZUMI，她是接待員，還參加了樂團「JURASSIC JADE」。另一個是音響工程師藤田，還有負責燈光的諸田耕，他們都是DOOM的成員。HIZUMI在卸妝後是個非常親切的人，但一上台化妝後，整個人就變得很可怕，會用激昂的方式煽動觀眾：「來吧，孩子們，衝啊！」。她的「開」與「關」之間的轉換真是令人吃驚。
《SKULL THRASH ZONE VOLUME I》的錄音，對我來說是一個苦澀的回憶。那時候我吉他彈得超爛，在錄音中，每次回放聽到自己彈錯時，特別自卑。我常常抱怨：「抱歉，讓我再錄一次吧，拜託！」然後讓藤田隔天一早就過來重錄。但現在回想起來，好像每次錄音都很麻煩，從來沒有一次錄音是輕鬆愉快的。我真的很討厭錄音。
經歷了許多挫折之後，《SKULL THRASH ZONE VOLUME I》成了我第一部正式錄製的作品。但老實說，我對它的印象並不深，好像也沒特別去反覆聽過。
順帶一提，我記得那張專輯有一個人員介紹的部分，那時我正式變成了「PATA」。其實這個綽號我早就有了，後來也自然變成了我的藝名。我相信大多數的粉絲應該都知道，「PATA」這個綽號是來自漫畫《妙殿下》（Patalliro）。那時我剛開始在千葉榮町的修理店打工，有一個同事總是說我的個性很像妙殿下，可能是因為我有點叛逆的個性吧。從那時起，大家就開始叫我「PATA」。當我們在討論專輯成員的名字時，有人建議用我的本名「Tomo」（智昭）來當藝名，但我覺得怪怪的，於是決定用我一直以來的綽號「PATA」。從那之後，我就一直是「PATA」了。
這張專輯的製作名單裡，有個錯誤的地方，YOSHIKI的名字被誤寫成了「YOSHI」，這件事也只有在這裡才發生過。YOSHIKI當時也只是笑笑的說：「我變成YOSHI了啊，不過算了。」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。這個錯誤是在專輯已經壓製並且上架販售後才發現的，但那時已經無法更改了。
在X的首次現場演出
我原本以為只會跟X一起錄製《SKULL THRASH ZONE VOLUME I》，但沒過多久，YOSHIKI又打電話給我。這次他說：「HIDE從SAVER TIGER加入我們了，我還想要再找一個吉他手。你願意跟我們一起表演嗎？」當時我剛好有空，所以就想說幫個忙，讓X的現場表演更順利。
我從來沒看過HIDE的樂團SAVER TIGER。我倒是聽過一些傳聞，說千葉的一個熟人KYO醬（現在是D'ERLANGER的成員）加入了SAVER TIGER，但我對他們的了解也僅限於＂這是一個從橫須賀來的樂團＂。
所以我第一次見到HIDE是在X的排練上，對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戴著帽子和墨鏡，全副武裝的傢伙。我已經不記得我們在排練時第一次一起彈的歌是什麼了... 總之，我那時候全神貫注在彈X的歌，根本沒注意HIDE的彈奏或他的音色。我唯一記得的就是當時HIDE站在我前面。那次排練我們彈的大概是〈I'll Kill You〉跟〈Break the Darkness〉吧。
HIDE有一次隨口問：「我們為什麼不練練這首歌啊？」，好像〈紅〉有一段時間沒有在現場演出了，後來是HIDE提議樂團再演這首歌，這才讓〈紅〉以當時的陣容做了新編曲。接下來，這首歌也成了現場表演的固定曲之一。你真的無法預料未來會發生什麼，要不是因為HIDE的隨口一問，說不定〈紅〉就這樣永遠消失了。
那時我住在荻窪，而HIDE住在阿佐谷，所以我們常常一起搭總武本線回家。我們會在回家路上聊天，有時候HIDE也會留宿在我家。我當然不會跟他一起睡在床上（笑），所以他就睡在暖桌下。他曾經笑著說：「冷到我以為自己要凍死了。」
每次HIDE留宿時，我們經常會一起分配吉他部分，然後練習。我還特地去樂器行買了節拍器，然後我們就靜靜在節拍器的滴答聲中練習。YOSHIKI會把吉他和雙吉他編曲寫在樂譜上，但我根本看不懂五線譜和音符，所以我和HIDE會一起想吉他的編曲跟和聲。再說，HIDE本來就是雙吉他樂團的吉他手，所以弄吉他和聲可是他的拿手絕活。
當時的貝斯手TAIJI也來自千葉，但我在那之前並不知道他這個人。第一次見到他是在錄製《SKULL THRASH ZONE VOLUME I》的時候。對他的印象就是一個性格直率、很直來直往的人。
我在跟X一起演出之前就已經認識TOSHI了。在前一章裡我提到過，當時剃著大平頭的TOSHI在East West比賽上唱歌。後來我請YOSHIKI幫忙打鼓的時候，他也像個樂器助理一樣跟著跑來。他穿著人字拖，頭髮是漂過的，剛開始我根本不認識TOSHI這個怪怪的傢伙，當年平頭的TOSHI在我腦海中的印象太深刻了，以至於我根本無法相信後來這個漂染金髮的傢伙是同一個人。我不記得第一次跟X一起演出時有跟他說過話。後來，當我正式成為X的成員時，我們才慢慢成為朋友。
然後，我終於跟X一起進行了第一場現場演出，場地是在神樂坂EXPLOSION。那時，X已經有了一大批粉絲，而我還沒有太多演出經驗，根本不知道上台該怎麼做。我只能盡力彈好吉他。介紹我的方式簡直搞笑得要命。觀眾明顯知道X是誰，HIDE在SAVER TIGER的時候已經是一位超人氣吉他手了，當他被介紹上台時，大家都為他熱烈歡呼。但當我作為支援吉他手被介紹時，現場卻寂靜得連針掉下來都能聽見。說實話，現場的氣氛更像是觀眾在竊笑，心裡想著「這傢伙是誰？」，當下連我自己都忍不住尷尬的笑了。
說了「好啊」就是倒楣的開始
我不太記得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的現場演出，但在其中一場演出後的聚會上，大家開始討論我要不要成為樂團的正式成員。JUDY快要自然走到終點了，我有大把時間，所以我就隨口說了句「好啊」，根本沒有多想，結果就這樣決定了我的命運。就這樣，我成了X的成員。能加入這個樂團，老實說，我並沒有特別興奮。正式加入X，其實應該說是，因為當下的時機對了，還有那次對話氣氛的走向。
我剛成為樂團成員後，故事就開始在我眼前展開。演唱會把我們帶到了關西，甚至北海道，而我們的生活開始變得越來越混亂。X的大阪巡演是我第一次踏足日本西部。在那之前，我從沒離開過關東地區。
在大阪巡演的時候，我們把器材裝上車，開始了旅程。除了樂團成員之外，GEORGE（LADIES ROOM的貝斯手）也充當我們的工作人員，幫忙搬設備和協助現場工作。只有YOSHIKI和HIDE有駕照，所以他們成為我們的指定司機。HIDE不能晚上開車，所以大多數時間都是YOSHIKI在開。大概70%的時間都是YOSHIKI，剩下的30%是HIDE。但看起來YOSHIKI並不討厭開車，讓我鬆了一口氣。
TOSHI負責處理金錢的事務，有點像是經理。他總是提著一個印有山葉標誌的束口袋，裡面放著樂團的開支款項。每次我們演出後，TOSHI都會負責所有的財務和結算。
我們的巡演車輛是一輛長型的HIACE，上面寫著口號「Sexy Scandal Love Violence」。我們經常叫它「性感醜聞號」或「愛情暴力號」。那時我在荻窪的一家錄影帶出租店打工，透過那份工作的關係，我找到了一個便宜的停車位，就在荻窪車站附近，不過卻經常有人抱怨：「這輛車真丟臉！」，抱怨的對象都是我，所以我得出來道歉。停車位從街上看過來有夠明顯的，所以大家抱怨也是情有可原，畢竟「Sexy Scandal Love Violence」寫得大大的。
對了，我完全不知道那句口號是怎麼來的。在我加入樂團之前，車身上就已經畫了那個口號。我聽說在TAIJI加入之前的貝斯手宇高光（HIKARU）時期，這個口號就已經存在了。不久前我跟宇高光出去喝酒，結果我們聊到了這輛車（哈哈）。
我們還開著那輛「性感醜聞號」去北海道巡演。從新瀉坐上了渡輪，但是當我們準備從渡輪上下來時，車子卻發不動了，於是所有成員和工作人員一起推車下船。我們不是坐在車裡，而是推著車，用自己的雙腳踏上北海道。一群長髮男推著一輛寫滿這種標語的車登上北海道，這景象簡直奇葩，有夠像一部搞笑片。我們車上載了三台Marshall音箱、貝斯音箱、鼓組，還有一些我以為根本裝不下的其他設備。當時，YOSHIKI在演出時經常大玩特玩，還會用壓縮鋼瓶朝著觀眾們噴煙，所以我們也自己帶著鋼瓶。後座地板上大概有四個鋼瓶，坐在後面的我們不得不把腳搭在鋼瓶上。再加上，我們還得帶著五個人的舞台服裝。
我記得我們的舞台服裝都是放在一個運動包裡，去巡演時就這樣帶著。不過，有一個人的行李總是帶太多，我不會透露他的名字，但大家應該心知肚明是誰（笑）。HIDE跟我曾經問過他：「你為什麼要帶這麼多衣服？這裡有很多衣服你根本不穿！」，他回答說：「嗯... 我可能會需要，不全部帶著我會擔心。」幾年前，我們在東京車站見面，準備去X JAPAN的巡演時，他帶著一堆行李，我問：「你為什麼帶這麼多東西？」，他卻給了我三十年前一模一樣的回答：「嗯... 我可能會需要。」我忍不住笑了。現在我可能也帶得多，但他的行李卻是我的好幾倍，這可不是細胞分裂啊。
自己辦巡演
當時我們一邊進行X的巡演，一邊還製作了免費贈送的影片《XCLAMATION》。在80年代，很多樂團都會舉辦「贈品演出」，他們會把貼紙或錄音帶之類的免費送給觀眾。這種方式不僅能吸引粉絲，宣傳的效果也很棒。
於是我們決定也來搞一場贈品演出，送觀眾一些東西。我們待在池袋Penta練團的時候，YOSHIKI提出了一個荒唐的建議：「送些好東西吧，例如冰箱！」其實我們並不想面對那些抱怨＂想要雙門的＂，或者＂冰箱壞了要修理＂的麻煩，我們可不是修家電的，冰箱根本無法分發，所以討論過其他點子後，我們決定改送錄影帶。我想那時應該沒有其他樂團在贈送免費錄影帶的吧。
這段影片一開始是樂團騎著美式機車前往表演場地。〈紅〉的部分是在目黑LIVE STATION錄影的，包括〈Stab Me In The Back〉和〈XCLAMATION〉。我記得是HIDE幫我們做髮型和化妝，畢竟他是一位有證照的美髮師。
我們成功的拍完所有內容，現在只要把它拷貝到錄影帶上，就能發放了。……因為我那時候在錄影帶店打工，所以製作影片的任務自然落到我頭上了。我請店長幫忙聯繫了廠商，發了訂單。錄影帶上貼的標籤也是我親手做的。在工作的時候，我把各種標誌和設計結合起來，製作出一個母版標籤。我花了不少時間在影印機上印地址和其他資訊在光面貼紙上。後來，當經理問我為什麼影印機的碳粉用得這麼兇時，我還假裝不知道。…總共製作了大概400卷，在大阪BOURBON HOUSE和目黑鹿鳴館免費發放。
順帶一提，在拷貝過程中，身為一個專業的打工仔，我決定用熱縮膜包裝我們的錄影帶。當時市面上的錄影帶和進口光碟通常都是用塑膠膜緊緊包起來賣的，我覺得這樣很酷。只要把錄影帶放進塑膠袋裡，然後用吹風機加熱，塑膠就會收縮成包裝。不過這比我預計的更花時間，我必須熬夜趕工，因為隔天一大早我們的關西巡演就開跑了。我記得我完全沒有睡，接著就上車出發了。真的算是個工作狂了吧... 但其實也不是啦，只是在把我以前在錄影帶店學的技能派上用場罷了。
做這些影片的那幾個月，我在錄影帶店打工的薪水基本上都是零，因為店長先替我墊了錢，為了要付製作影片的部分費用，直接從我薪水裡扣光了，之後樂團也沒把那些錢還給我，所以到現在，我還真想跟X的其他成員討回這筆錢。外界有傳聞說這些影片的費用全是YOSHIKI出的，但其實這些免費發放的影片，大部分製作費是我自己掏腰包付的。可以說，我是被X「騙」了。
贈送免費錄影帶的演出門票瞬間就被搶光了。大阪BOURBON HOUSE的演出我還記得非常清楚，一踏上舞台，看到滿場的觀眾時，我整個人都驚呆了。場地本來就很悶熱，但舞台上的溫度更高。演出一開始沒多久，我就已經滿身大汗了。那場BOURBON HOUSE演出的記憶到現在還非常鮮明。對了，X至今還保持著BOURBON HOUSE最高的進場人數紀錄哦。
真正的「同心協力」
1987年8月，我們舉辦了免費送錄影帶的演出。那段時間，我們一直在討論錄製一張專輯，就是後來的《Vanishing Vision》。1987年秋天，我們去了長野的斑尾高原寫歌，那時已經過了滑雪旺季。不知為何，山坡的附近，有一家飯店裡竟然有個錄音室，是YOSHIKI還是TOSHI的熟人幫我們租的。我們在那裡寫了一首暫名為〈MADARAO〉的歌，後來這首歌改名為〈GIVE ME THE PLEASURE〉。
回到東京後，我們一直編曲、排練，直到歌曲完成，才終於進入錄音階段。我對那段時間印象最深的，就是我身上幾乎沒錢，家裡的電經常被停掉。而在錄音的時候，我們老是在討論海苔便當和什錦蔬菜天婦羅便當哪個比較便宜。因為沒什麼錢，我常常在想到底吃哪個比較划算。我最後通常是選天婦羅便當。
我們當時還是個獨立樂團，所以大部分的錄音過程，從設備的設置到製作，都是我們自己來。我們用的設備跟現場演出時一樣，我用的是一把訂製的黑色Gibson Les Paul，和一台Marshall音箱。我記得我只用了一顆失真效果器。因為是一個沒什麼錢的獨立音樂人嘛，根本不可能因為要錄專輯就大幅更新我的設備。
至於錄音過程，我們得在非常緊迫的期限內完成。應該說，完全是看我們的錢能撐多久，如果在某個日期之前沒錄完，就付不起錄音室的租金了。因為我們是獨立樂團，所以還得提前確定發行日期。好在EXTASY RECORDS的老闆是我們的鼓手YOSHIKI，所以至少這部分我們還能掌控。但我們手頭的錢根本不夠應付整張專輯的製作費。錄音進度根本不可能照著計劃來，從一開始就註定會出問題。像是吉他的部分，還得加上疊錄的效果，這樣勢必會花更多時間。
當我們完成《Vanishing Vision》的混音時，大家其實都覺得這已經是個結束了。當時，我們是用24軌的多軌錄音機，並不像現在的混音器那樣有電腦預設功能，推桿也不會自動調整。所以我們必須自己來協調：「這首歌的這個部分，推桿要推到這裡！」，然後我們就像個團隊一樣合作調整推桿的音量。我負責其中幾條音軌。混音這張專輯對我們每個人來說，都是非常繁重的工作，真的是「同心協力」，在這一過程中，所有人都分擔了苦勞。
現在回頭再聽《Vanishing Vision》，我覺得這張專輯很特別，與眾不同。不過它的製作相當精良，而且作品本身充滿靈魂。專輯裡有很多種風格，可能因為這是全新的陣容所帶來的結果吧。不過，換個角度想，也許我們只是把能塞的東西全都塞進去了。
終於，X的首張專輯《Vanishing Vision》在1988年4月14日發行了。作為當時的獨立專輯，它的銷量非常好。我聽說這是日本第一張進入主流排行榜的獨立唱片，成績相當驚人。
儘管專輯銷量驚人，成為熱門話題，但我的錢包並沒有立刻反映出這些收益。專輯發行後，我還是跟以前一樣，依然窮到被鬼追，直到我們跟Sony簽下合約後，在他們的信濃錄音室裡排練時，我才終於因為《Vanishing Vision》拿到第一次報酬，但這已經是專輯發行過很久之後了。
不過當時，那筆錢是我人生中拿過的最大一筆。我當時沒有包包，就隨意把裝錢的信封塞進牛仔褲口袋裡，結果你也知道，信封就這樣從口袋裡掉出來了。剛好HIDE在我身後走著，看到後撿起了信封，然後他氣得不得了：
「你到底在幹嘛，口袋裡裝這麼多錢！我先幫你拿著，等回家再給你！！」
直到我們從返家的電車上走下來，HIDE才把信封還給我。
在《Vanishing Vision》發行後的巡演中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演出，是5月5日的中野公會堂（『VANISHING TOUR SPECIAL』）。舞台上有一個巨大的階梯裝置，我在那個最高、最長的階梯上演奏〈Vanishing Love〉。我從小就不喜歡下樓梯，這對我來說簡直是個不可能的挑戰，而且因為燈光也很強，我根本看不清楚腳下的步伐，然後還要一邊彈吉他一邊走下去。我也很怕高，雖然我勉強走下來了，但腿卻一直在發抖。我現在還清楚記得那可怕的開場，但那場演出的其他部分就不太記得了。
我們跟Sony的合作是在中野公會堂演出時開始的，後來我們簽了合約，準備發行我們的主流出道專輯。所以我們那次演出，Sony已經派出團隊來協助了，音響和燈光團隊都是一流的，當時我們還是獨立樂團，但身邊所處的環境已經像是主流樂團了。那個年代，能出道成為主流樂團是件大事，門檻非常高，能成功出道的樂團屈指可數。當人們聽到某個樂團簽約進入主流音樂圈時，通常都會引發轟動。不過我總是淡淡的回應類似消息，像是「嗯，這樣啊」，因為我對這類事情其實沒什麼興趣。
那時候我們經常在池袋的Penta一起練團，有一天結束後，YOSHIKI告訴我，我們即將要簽約了。YOSHIKI是一個非常有野心的人，所以簽下主流合約對他來說一定是他早已計劃好的目標。對YOSHIKI來說，這一定感覺像是一個重大躍進，同時也是一個學習的機會。
至於我，我當時並不太了解簽進主流唱片公司到底意味著什麼，也不清楚這件事的真正意義，所以根本不覺得這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。
接連不斷的舞台事故
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，我的人生並不輕鬆（笑）。在『VANISHING TOUR』期間，我家的電被停掉了。當我結束巡演回到家，想開燈時，發現根本沒電，整間屋子一片漆黑。我當時已經累得筋疲力盡，結果就直接倒頭大睡了。
不是我想抱怨啦，但當時我真的有過一段時間，家裡的所有水電瓦斯都被停掉過。我經常得跑去水務局繳我欠的水費。我要說明一下，那時候我們在全國巡演，根本沒時間去繳這些帳單。
在『VANISHING TOUR』期間，我們主要是在Live house演出。不過到了1988年7月的新潟WOODY場次，觀眾人數暴增到出現了缺氧危機。場地擠滿了人，導致大家開始呼吸困難。當時工作人員不得不請觀眾暫時離場，讓場地換換空氣。我記得我在後台想抽根菸，但空氣稀薄到我的打火機打不出火來。稍作休息後，舞台重新準備好，觀眾又回到原位，演出繼續進行。那場演出成了一個奇特的「上下半場」表演。
我們在北海道北見的演出那天也遲到了兩個小時。演出結束後，因為要趕渡輪，我們立刻離開場地，開了一整夜車直奔小樽。那時候沒有智慧型手機，路上除了聊天或睡覺來打發時間，基本沒什麼別的事可做。我則是在車上看體育報紙。中途我們還在一家自助洗衣店停了一下，因為HIDE說我們的衣服都臭了。
那段時間，我們巡演時是用兩輛車，一輛給樂團成員坐，另一輛專門運器材。跟以前只有一台車相比，現在移動起來舒服多了。然而，載我們的那輛車電池很弱，風扇皮帶還會在開到一半脫落，有時候引擎甚至會熄火，然後我們就卡在路上動彈不得。
那真是一場混亂的巡演，充滿各種意外的麻煩和艱辛。如今回想起來，我記得的東西多半都是發生在舞台下的事情。這說明舞台之外的生活實在是太折磨人了。
摸索中的視覺形象
加入X之後，我的頭髮也經歷了不少誇張變化。我想，在這樣的樂團裡，我也沒什麼選擇吧（笑）。剛加入的時候，我決定改變髮色。因為當時大家的頭髮都漂白染金了，我不想跟他們一樣，所以我想把頭髮染成紅色。當時「TOKYO YANKEES」的吉他手NORI是我們的隨團助理，他幫我染了頭髮。他之前讀過美容學校，但當時已經沒有在專業學習了。我把他叫到我的公寓，請他幫我把頭髮染成紅色。
當公寓管理員看到我紅色的頭髮時，帶著輕蔑的口氣抱怨說：「石塚先生，你怎麼可以把頭髮染成紅色…」我心裡想：「我都按時繳房租，你管得著嗎？」但其實不只公寓管理員被我嚇到，連我的樂團夥伴們看到我這頭紅髮也相當驚訝，紛紛叫道：「哇塞！」。
在我們正式出道之前，我把紅髮的一側剃光。X並不單純是一支金屬樂團，裡面還有龐克的元素，而我也不排斥龐克，所以我決定不要像一般金屬樂團成員那樣都留普通的長髮，而是把一側剃光。甚至在出道前，我還嘗試過莫霍克髮型。之前的貝斯手宇高光也留過莫霍克，仔細想想，可以說我是第二代的……
我本來就不是那種喜歡引人注目的人，但如果我沒有一些能吸引人注意的特點，就會被其他樂團成員淹沒。所以加入X之後，HIDE總是幫我嘗試各種不同的妝和髮型。演出前，HIDE會在快速化好妝後幫我把頭髮豎起來，然後我再幫TOSHI豎頭髮（笑）。在我們的獨立時期，除了隨團助理GEORGE，沒有其他人可以幫我們，所以誰有空就會互相幫忙整理髮型。
在正式出道後，我們的工作方式還是這樣延續了一段時間。即使在『BLUE BLOOD TOUR』期間，我們還是沒有請更多的隨團助理或化妝師，直到在『ROSE & BLOOD TOUR』時才開始，而這也不是樂團的主意。從那時起，我們有了專業的技術人員，像齊藤先生這樣的人加入，而他至今仍然和我合作。差不多在那個時候，I.N.A.醬也成了我們的支援音樂人。
換句話說，在我們正式出道之前，EXTASY就像是X的一個自家作坊，都是自己人在包辦化妝和隨團的各種工作，甚至在出道後不久也是如此。
我剛加入X的時候，HIDE把他在SAVER TIGER時期愛穿的一件皮衣借給我，所以我也老是穿著。之後，我在舞台上穿了另一件皮大衣，這是因為Billy Idol的〈Rebel Yell〉音樂錄音帶，Steve Stevens穿著一件黑色皮大衣彈吉他，酷斃了，我想在舞台上表現得跟他一樣又酷又帥。
於是我從一間認識的二手衣店買了一件舊的皮大衣。雖然它是二手的，但因為是全真皮，所以還是挺貴的... 不過我最後只付了大概一半的價格。我記得後來我也沒付剩下的那部分，所以希望老闆能原諒我，畢竟時間已經過很久了，法律追溯期也已經過了。
就是這樣，我弄來了那件皮大衣，不過它畢竟只是一件黑色外套，對舞台服裝來說算是很簡樸的款式。後來，TAIJI說他能在外套的背面畫些東西，於是他把外套帶回家，隔天就畫了一個非常龐克的設計圖。自從上面有了TAIJI的畫作之後，它立刻就成為我最愛的衣服。
《BLUE BLOOD》的誕生過程
在我們結束『VANISHING TOUR』巡演之後，我們一起去搞合宿創作，為我們的第一張主流專輯寫歌。我們住在山梨縣的富士河口湖町，叫做CAMELOT的飯店，那裡還有一個錄音室，LOUDNESS和其他許多樂團都曾在那裡錄音。我的想像中，那是一個很棒的地方，設備應該也很先進。
不過，當我們真的到了那裡，氣氛卻充滿了所謂的「迷人復古」感。那家飯店更像是一家傳統旅館，我們住的房間是榻榻米地板。那些房間有種奇怪的氛圍，陰森森的，讓人不禁懷疑半夜會不會冒出什麼東西來。因為那種不祥的氣息，我們最後都無法獨自睡在自己的房間裡，於是HIDE、TOSHI和我就並排擠在一起睡。幸運的是，沒有冤魂出現，但因為那裡被茂密的大自然環繞，巨大的飛蛾飛進了房間，對我來說，這才是最可怕的部分。我真的很討厭昆蟲，我覺得牠們比鬼更恐怖。
我們的合宿大約持續了兩週。TAIJI、HIDE和我在飯店裡忙著創作一些歌曲及其編排，而YOSHIKI則住在另一個錄音室，專心寫歌，但他也跟我們一起在CAMELOT編曲。我們還去了YOSHIKI住的錄音室，一起創作〈EASY FIGHT RAMBLING〉、〈BLUE BLOOD〉和〈ENDLESS RAIN〉等歌曲。當時YOSHIKI彈了〈BLUE BLOOD〉的鋼琴版給我們聽。YOSHIKI也問了我對〈ENDLESS RAIN〉的看法，問道：「這幾個小節你覺得怎麼樣？」，我回答說：「挺不錯的。」
每當我回憶起這次合宿，腦海中就浮現出錄音室附近便利商店裡的捕蟲燈。那段時間我們住在那個小鎮，我經常去便利商店，看著那些燈：「哇靠，這些燈黏了好多蟲啊...」我想這足以形容那段日子的荒涼感了吧？那段時間實在是身心俱疲。
經過河口湖的合宿之後，我們在1989年1月6日開始錄製《BLUE BLOOD》，在信濃町的Sony錄音室進行。我記得在錄音室的電視裡，看到小淵恵三宣布新的平成時代開始了（1月7日）。
稍早之前，在元旦的時候，我們幾個人去HIDE家喝酒。YOSHIKI也有來，但他喝得醉醺醺的，竟然在HIDE的衣櫃上揮拳打了一個大洞。隔天，隔天到我家喝酒的時候，還把我家玄關的門弄凹了。醉醺醺的YOSHIKI從來沒為他的失控道歉，反而還說了句莫名其妙的話：「那你就搬來我家住啊。」真的是讓人啼笑皆非。
那種聚會簡直是超乎尋常。其他人喝酒後，總是把地方弄得像戰場一樣，但GASTUNK的TATSU會好心的把一切打理乾淨，他總是說：「你們還有專輯要錄，最好把這裡整理乾淨。」他真的是個好人。就這樣，我們在元旦的胡鬧之後開始錄製《BLUE BLOOD》。
在那之前，我一直都是自己弄設備和音色，但在錄製《BLUE BLOOD》的時候，有專業的吉他技師協助了。我是用一把訂製的黑色Les Paul，這把吉他我已經在現場演出時用過。雖然我一向都是用Marshall音箱，但這次我想嘗試不同的東西，因此吉他技師給我介紹了很多我可以試用的音箱，有些是分為前級和後級的，有些是專門為金屬樂設計的等等。我根據技師的建議，為不同的歌曲用了不同的音箱。
我們錄的第一首歌是〈CELEBRATION〉。我想這是因為HIDE說這是一首簡單的歌，所以我們應該從這首開始。這首歌非常搖滾，但實際上並不簡單...
錄音的要求比錄《Vanishing Vision》時還要高。Sony的信濃町錄音室有一個備用房間，讓助理、工程師和其他工作人員無法回家的時候使用，我們經常在那裡過夜。HIDE和我有時會在錄音室裡睡覺，YOSHIKI也是。當房間有人在睡的時候，我們就直接在錄音室裡過夜，等所有工作完成後再休息。我們會錄到早上，然後在錄音室小睡到中午，接著就立刻去樓下接受雜誌的採訪... 這成了我們的日常作息。
錄音室樓下是咖啡廳Vega，我最愛的餐點是人參蘋果汁，以及隱藏菜單 —— 咖哩蛋包飯。所有曾經用過那間信濃町錄音室的人，可能都喝過Vega的人參蘋果汁，那真的很好喝，而且還很健康。我喝著那汁做了很多次採訪，訪問結束後，我又會繼續錄音，直到早上...
花最久時間錄的歌是〈ROSE OF PAIN〉，因為有管弦樂的部分。我們時間不夠用，所以跟排在我們後面的土屋昌巳借一些他的錄音時間。不久前，我有機會再次見到土屋昌巳，但我忘記跟他道謝了。
當專輯完成時，感覺就像達成了一種＂圓滿＂。相比於《Vanishing Vision》，我們花在這張專輯上的時間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所有製作工作完成後，我們一起感慨道：「終於完成了…！」我記得那時我回家的時候，全身幾乎累癱了。前一天一早就開始的最終混音，一直忙到第二天中午。就這樣，《BLUE BLOOD》在艱苦的努力之下終於完成了。
夢想中的武道館
《Blue Blood》是在1989年4月21日發行的，但我們的巡演從3月就開始了。當時專輯甚至還沒錄完，我們就已經開始彩排舞台了。有時候只有HIDE、TAIJI和我去彩排，因為YOSHIKI和TOSHI還在錄音。6月在日比谷野外音樂堂的演出讓我特別印象深刻，就在我們開始演奏〈ENDLESS RAIN〉的時候，天空開始下起了細雨，我覺得這個時機簡直完美。但我對其他事情就沒什麼印象了（笑）。
我們在6月中旬結束了『BLUE BLOOD TOUR』，然後就可以開始放暑假了。當時Sony跟我們說：「去旅行一下吧！」，但我實在懶得動，只想去熱海待著，泡個溫泉就行了。不過HIDE卻提議：「我們去洛杉磯吧！」
於是，TAIJI和HIDE硬是把我拉去了洛杉磯。TOSHI去了紐約，而YOSHIKI則跑去了巴黎。不知怎麼的，我們最後在紐約碰頭，結束了這趟假期。
我們還在紐約和一位攝影導演見面，結果拍了一支影片。那時我才明白，這趟旅行最後的部分已經不再是度假，而是在工作了。我們還接受了採訪，也被拍照片。Sony的確叫我們「去旅行」，但沒說這其實是工作啊。
說到紐約，我可是那部街頭幫派電影《殺神輓歌》（1979年）的忠實粉絲。如果能選個地方拍訪談，我一直都想去康尼島，就是那個幫派的地盤。電影最後的場景是個荒涼的海灘，我總是想像那個地方應該也是那種破舊、荒廢的樣子。結果和我期待的完全相反，那裡一點危險的氛圍都沒有，孩子們在那個已經成為康尼島象徵的遊樂園裡開心玩耍。整個地方很歡樂，人們滿臉笑容。雖然氣氛很不錯，但我記得當時心裡還是有一點點失望，因為它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。
從紐約回來後，9月份我們開始了『ROSE & BLOOD TOUR』。到11月份，巡演進行到一半的時候，我們在澀谷公會堂有計畫兩場演出。不過，由於YOSHIKI的健康狀況不佳，第一場澀谷公會堂的演出後，剩下的場次都不得不延期。
我們的復出演唱會定於1990年2月4日，在日本武道館舉行，也是我第一次去武道館演出。當然，我念高一的時候曾經看過Rainbow和Michael Schenker Group在那裡表演，身為觀眾，我對那個場地有著深厚的情感。但現在，我即將在那裡登台演出。當武道館的演出正式宣布時，我興奮得無法自已！
那天我們開車前往武道館，車子必須從建築物的正門開進去，才能到後台入口。當我看到屋頂上的「洋蔥」時，再次湧起了情緒，心裡明白，真的要在武道館表演了。我聽說Mötley Crüe的鼓手Tommy Lee曾經在後台廁所的牆上簽名，而我真的親眼確認了它就在那裡。
但我其實對排練或演出的過程記不太清楚，我只記得我們在一天內賣光所有座位，讓我們的工作人員很訝異。我站上舞台時，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：「喔，這就是Led Zeppelin的Jimmy Page曾經站過的地方。」
在武道館演出，跟當觀眾時的感覺完全不一樣，好像更靠近了。在看演唱會時，總是覺得舞台很遙遠，但當你自己站上舞台時，卻能感受到和觀眾之間的距離非常近。也許是因為這個場地是圓形的，我甚至能看到二樓最後面的觀眾。雖然看不清他們的表情，但我能分辨出他們是站著還是坐著。這是武道館的一個謎團，讓你能感受到和觀眾的親近感。我相信任何曾在那個舞台上表演過的人，都會有同樣的感受。
總之，武道館是我的夢想場地。不久之前，我跟很多年輕音樂人一起在武道館參加一個音樂節。有人跟我說：「像PATA桑這樣成功的人，武道館對您來說不過是眾多場地中的其中一個吧？」但我可不是這麼看待的。武道館是一個特別的地方，它不能跟其他表演場地相比。無論我在那個舞台上演出多少次，武道館永遠都是我的夢想場地。算一算，現在世界上有多少張現場專輯的標題都是「Live at Budokan」（武道館現場）？我就是聽著這些外國樂團的現場專輯長大的。而且在武道館的舞台上彈吉他，感覺真的特別棒。武道館是我在日本最喜歡的表演場地。
我曾在東京巨蛋演出，那裡的規模比武道館大得多。但我想說的是，東京巨蛋是看棒球賽的地方。就我個人而言，我強烈覺得，東京巨蛋在看棒球賽方面是更優越的地方。不過，我想柔道和劍道的選手也可能會認為武道館不適合辦演唱會，而是辦武術比賽的場館。
整個《BLUE BLOOD》專輯的巡演在1990年2月的武道館演出至5月在大阪城展演廳的演出後結束。之後，我們毫無休息的時間，就開始著手準備下一張專輯《Jealousy》。
然而，我們完全沒有想到，這會是超乎我們想像的長期戰鬥。
《Jealousy》原定在洛杉磯錄製。我們先在日本聚在一起，開始進行編曲和排練。那段時間我有健康問題，不能經常參加排練。1990年秋末，我們到了洛杉磯，但這次是YOSHIKI出現了健康問題，錄音的進度也比預期晚了許多，晚到我們的六個月簽證在錄音過程中到期，還得去辦理續簽。
宛如黑幫的交易即將展開
在洛杉磯錄製《Jealousy》的時候，我不是一直待在錄音室，大部分空閒時間都在逛樂器行。那時候周圍有很多這樣的商店，而位於日落大道的Guitar Center甚至成了一個觀光景點。我進這些店不是為了買我想要的吉他，而是為了打發時間，找一些有趣的東西來看看。那時候的商店裡有很多如今看來都算是稀有珍寶的樂器。我找到了一把1959年的Les Paul Standard，至今仍是我最心愛的吉他之一。
我在店裡逛的時候，老闆問我：「你有想找什麼琴嗎？」，其實我並沒有特別想找什麼，但我隨口回了一句：「你們有Les Paul或Strat的吉他嗎？」老闆就告訴我他們剛進了一把Les Paul，放在店後面，然後他帶我去那裡，給我看了一把稀有的1961年Stratocaster和一把1959年的Les Paul Standard。
當時，那兩把吉他已經相當值錢，而我特別被Les Paul吸引。雖然我沒有打算買，但有機會試彈一下。那家樂器行的老闆是一位非常內行的Les Paul收藏家，他告訴我如果沒賣掉，他就打算自己收藏了。我根本沒想過能買得起這把珍貴的吉他。當我問了價格時，果然跟我預料的一樣貴。
之後，我離開了那家店，去附近的Denny's吃東西，但腦海裡一直在想著那把吉他有多酷。漸漸的，我覺得我非得買下這把吉他不可，於是我打電話回日本，查我的戶頭裡有多少錢，然後請銀行把所有的錢轉過來。
在洛杉磯的銀行提款時，場面很誇張，美國的銀行行員數錢超仔細，一張一張數，數了好久。他們看到那筆款項的時候都很驚訝，一夥人湊過來圍觀。不過他們的注意力都在那堆錢上，而不是我。當我走出銀行時，身旁還有兩個保全充當臨時保鑣，左右戒護著我，好像我是什麼重要人物似的。
我回到那家樂器行，告訴老闆我帶了現金要買那把Les Paul時，他立刻就把店門鎖上，確保沒有別人能進來，我們就好像兩個黑幫份子要偷偷幹什麼非法交易一樣。我抱著＂從清水寺跳下去＂的決心買了那把Les Paul Standard´59，如今回想起來，那真是一個正確的決定，因為在當時那個年代，美國的樂器行裡，像1958年或1959年產的Les Paul還算常見，雖然不便宜，但也不至於離譜，價格還能接受。今天呢，像這種吉他已經全都貴到很離譜了。
2008年，當X JAPAN和Richard Fortus以及Wes Borland同台演出時，他們看到我的Les Paul Standard´59，說：「這把吉他在美國的價值相當於一棟房子了！」
近幾年，古董吉他的價格一直飆升。就在我買了Les Paul Standard´59幾年後，很多有錢的日本人開始大量收購古董吉他，可能是出於投資目的或其他原因。不僅僅是吉他，古董的音箱和效果器也一樣被搶購，這樣一來價格就更高了，現在美國的樂器行幾乎找不到什麼有趣的東西，因為早就被掃光光了。我相信我當初買那把吉他的時機點非常好，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。
只要吉他的音色好，就夠了
說到時機，我幾年後也買了Jeff Beck的簽名琴。1991年，Jeff Beck的精選輯《Beckology》附了一本像吉他盒的冊子，你打開就會看到那把簽名琴的照片，有著紫色的琴身。
那時候，Bo Diddley和Jeff Beck也用那把Strat吉他為《Rockin' On》雜誌拍照。我真的很喜歡那個顏色。當時只有一把這個顏色的簽名款吉他進了日本，這可是個意外。我沒有錯過，立刻就下了訂單，這也是時機的巧合。當HIDE在錄製他的個人專輯時，想用一把Strat，我就把這把吉他借給他了。HIDE很喜歡，後來他也買了一把白色的Jeff Beck簽名琴，還自己上了漆... 幸好他沒有對我的吉他動歪腦筋（笑）。
在談到吉他時，除了Strat和Les Paul，我還彈過Explorer，在X的獨立時期，我也有一把SG Junior當作備用琴。我是在千葉的多田屋買了這把SG，然後把它寄到我們巡演時所住的飯店，因為我想在演出時當作備用。1988年，X載設備的卡車發生了一次重大事故，卡車在高速公路上側翻，讓我們損失了大部分設備。
YOSHIKI用的鑼原本是掛在一個圓形的框架上，但在那次事故中不見了，再也沒看到它。事故之後，新的鑼就掛在一個方形的框架上。我的吉他效果器盤原本是矩形的，但卻被彎成了平行四邊形。雖然盤子的尺寸沒有改變，但形狀卻大變樣。SG Junior吉他也損壞了，事故的衝擊讓琴頭的角度變得筆直。還有好多其他樂器和設備也失蹤了，這真是一場嚴重的事故。我看著破碎的殘骸被搬回Sony的錄音室，心情超沉重，簡直無法直視。
這有點偏題，不過當我買下Les Paul Standard´59時，身為吉他手的我並沒有感受到那種強烈的購買衝動。我當然非常高興，但簡單來講，就像是終於買到自己想要很久的玩具一樣。那時我對1958年和1959年的琴就是非常著迷。
不過，我現在對古董吉他的憧憬已經沒那麼強了。如果吉他的音色好，那就夠了，聲音就是我需要的一切。
在我看來，當你在樂器行試彈吉他時，幾乎無法判斷出吉他的音色好壞，因為那裡的音箱設定永遠無法呈現真實的聲音。我相信，判斷一把吉他音色的唯一方法就是直接用原音彈奏。我無法用言語來解釋我那把Les Paul Standard´59的聲音。當我在樂器行撥它時，聽到的聲音就讓我愛上它了。其餘的就是看外觀了，這就是我物色一件樂器的標準。
我在錄《Jealousy》之前就買了Les Paul Standard´59，所以這把吉他在專輯中佔了很大的比重。在〈Silent Jealousy〉裡，我用我的'80 Les Paul錄了一點伴奏，但整首歌的其他部分都是那把Les Paul Standard´59的獨特聲音。在〈Desperate Angel〉的獨奏和對位旋律中，我用了Strat。至於〈White Wind From Mr. Martin〉，我彈的是兩把原聲吉他，分別是Martin和Gibson。其餘的部分應該都是Les Paul Standard´59。至於音箱，我大部分時間使用Marshall，但在〈Silent Jealousy〉的節奏吉他部分，我是用Mesa Boogie。
《Jealousy》裡面的很多歌都是在洛杉磯創作的。在我們飛去美國之前，唯一在日本寫的歌是〈Silent Jealousy〉和〈Stab Me In the Back〉，這兩首歌早就存在了。在美國那邊，我們都住在同一個區域，所以彼此之間的交流通常就是：「今天要去誰家呢？」，然後我們會聚在某個人的家裡，聊聊寫歌和編曲的事情。我們會錄音然後交換試聽帶，我記得那時候我們用的是DAT（數位錄音帶）。因為YOSHIKI的身體狀況不適合打鼓，我們找了一位替代鼓手，還在錄音室裡創作了一些曲子。
由於種種原因，許多排好的進度都延誤了，我們直到1月1日才開始真正的錄音。從日本人的感受來說，我對那些新年第一天還得上班的工作人員感到非常抱歉。在錄《BLUE BLOOD》時，我在錄音室裡的時間不只是錄我的部分，就算錄完也一直待著。但在錄《Jealousy》時，我幾乎只在那裡錄我的部分，如果錄完沒我的事，我就不會待在錄音室。錄吉他也是用分工合作的，HIDE自己彈了所有的和聲部分，而我在〈Silent Jealousy〉中彈了所有的伴奏。在我錄吉他的時候，其他成員並不在錄音室裡。
我相信粉絲們已經知道這件事 —— 《Jealousy》一開始是打算做成雙碟專輯的，但因為壯麗的〈ART OF LIFE〉無法如期完成，所以《Jealousy》才以單片CD專輯的形式發行。即便如此，我們也只是勉強趕上製作進度。我們在1991年5月於洛杉磯舉行了一場記者會，按照原計畫，那個時間點本該完成專輯了。不過，最終我們並沒有趕上時間。
在那場記者會上，YOSHIKI突然脫口而出說：「我們將在6月5日回到日本。」這句話隨即出現在報紙上。於是6月5日當天，大量粉絲們照YOSHIKI所說的聚集在成田機場，現場引發了不小的騷動。然而，當天那位講出這番話的YOSHIKI並沒有如期回到日本，這讓粉絲們的期待落空，引發了另一場麻煩。事實上，YOSHIKI當時還留在洛杉磯指導TOSHI的錄音，而那天飛回日本的只有我、HIDE和TAIJI。
隔天，YOSHIKI和TOSHI回到日本，說：「嗯，我們沒有完成...」原來，他們無法完成〈Say Anything〉的錄音。在我們討論這首歌的解決方案時，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：專輯封面已經印好了，而且上面也印了有〈Say Anything〉這首歌。我知道Sony肯定不想重新印專輯，太麻煩了，所以我們必須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。因此，在經過協商後，我們獲得了三天的延長時間，在日本把〈Say Anything〉錄好。順便一提，洛杉磯那邊也在同步做混音工作。
然而，《Jealousy》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。
樂團史上最大規模的演出
《Jealousy》的發行日期是1991年7月1日，但專輯的母帶直到6月中旬才完成。照理說，專輯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準備好。整個錄音過程完成後，大約兩週左右就準備好樣本碟了，我簡直驚呆了。那時，HIDE、TAIJI和我正在接受《Rockin' F》的採訪，樣本碟那時就送到了手上，比起因為完成作品本身而感動，Sony的企業力量竟然能如此快速的壓製專輯更讓我驚訝（笑）。我對Sony靜岡工廠的工作人員充滿感激，感覺他們在收到《Jealousy》的母帶後，整個工廠就像是專門為我們開的一樣。
在《Jealousy》真正完成之前，我們誰也不知道這張專輯會是什麼樣子... 其實，每張專輯對我來說都是如此。在錄音過程中，很難看到專輯完整的樣貌。只有在開始為巡演排練時，這些歌曲才會慢慢進入我的心中。
在《Jealousy》發行後，我們展開了『Violence In Jealousy Tour』來推廣這張專輯。這次巡演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日子，就是我們第一次去東京巨蛋的演出（1991年8月23日）。前一晚，我在阿佐谷的一家居酒屋裡看著巨人隊對廣島東洋鯉魚隊的比賽。如果比賽沒有結束，我們的現場設備就不能進場，運輸卡車只能在外面等，樂團成員們都在看著比賽，祈禱他們能快點把球打完，沒人在意比賽的過程，誰輸誰贏根本無所謂，大家只希望比賽趕緊結束。
然而，跟樂團成員們的心情相反，我卻坐在那裡心裡默念著：「加油，巨人隊，你們一定要贏！」，就算比賽要加時延長我也沒問題（哈哈）。結果，巨人隊在小田的二壘安打後輸掉了比賽。這場比賽相當精彩激烈，但要負責搭建舞台的工作人員們一定對延長的比賽感到很焦躁。
演唱會當天，8月23日，我到達場地時，舞台還在搭建中，所以我也沒什麼能做的，所以決定給自己來個巨人隊主場的小巡禮。我帶了兩隻手套和一顆棒球，就和TOSHI玩了幾下投接球，因為在成員裡，他似乎是唯一會玩棒球的人。
在東京巨蛋的場地上玩投接球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事，所以我就帶著手套和棒球來了。因為天幕是白色的，當我把球扔上去時，很難看清球的方向，球員在比賽中肯定也很難受。我還試著衝向牆壁，因為我一直想知道撞到外野圍牆接球的時候會不會很痛。果然，痛得要命。
一踏進那個場地，我完全沒有當晚要以吉他手身分上台的感覺，反而就像是一個狂熱的棒球迷。
當我走上舞台的時候，第一個想法就是「這裡實在太大了」。舞台到觀眾席另一側的距離，感覺就像阿佐谷到新宿那麼遠。那真的我們樂團史上最大規模的演出場地，但我沒有任何站在顛峰的激動感，我在武道館的心情反而比較激動。身為巨人隊的球迷，東京巨蛋是我心愛的球隊的主場，所以我更感激他們在棒球賽季最忙碌的時期，還把他們的場地借給我們用。舞台建在外野，我還擔心會不會傷到人工草皮。所有這些事我都記得很清楚，至於演唱會本身嘛，我並沒有留下太多記憶。
TAIJI的離開
第二次站上東京巨蛋，是1992年1月5日至7日舉辦的『破滅に向かって』三天連續演唱會。這些演唱會結束後，TAIJI就退出了X……
我不確定這件事具體是什麼時候開始的，但TAIJI當時已經在彈一些LOUDNESS的新歌。我不清楚他是不是已經在幫忙LOUDNESS，還是怎麼回事。1991年底，在目黑鹿鳴館的時候，發生了一起事件，當時我們跟其他樂團一起演出。
我喜歡自稱是TOKYO YANKEES的非正式第四名成員，因為我老是會亂入他們的演出，跟他們一起玩音樂。那天HIDE也有跟他們一起彈吉他。YOSHIKI那天也在鹿鳴館，但他突然走了出去，似乎要跟某個人講事情，看起來好像有什麼不好的事發生了。不久之後他回來了，突然說：「我剛剛開除了TAIJI。」聽到這話的時候，我只覺得事發突然，除了回應一句「喔... 好吧。」之外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。不過，這件事其實沒有讓我太過震驚，因為早已有些端倪。至於當時YOSHIKI跟誰談了什麼，細節我完全不知道。我唯一知道的就是，YOSHIKI親口告訴我他要開除TAIJI這件事。
東京巨蛋三天的演出，每天的歌單都完全不同。第二天（1月6日）我們以〈Vanishing Love〉開場，我覺得那天的歌單特別有趣。因為我們聽說第二天的票賣得不太好，所以決定做點不同的嘗試，因為要演奏一些早期的歌，所以覺得興奮。那天我們表演了許多早期的歌，比如〈Phantom Of Guilt〉。
第三天，我們以〈Silent Jealousy〉開場。之前在排練的時候，我提議不要用鋼琴開場，於是我們按照這個方式重新編排了這首歌。那次排練是在TAIJI被開除的事發生之前，當時大家都參與了改編，整體氛圍也很融洽。
第三天最後的曲子應該是〈ENDLESS RAIN〉，這也是TAIJI跟X一起演奏的最後一首歌。我當時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情感，就像我們解散演唱會的時候一樣。那天我看著TAIJI坐在我面前彈貝斯，突然意識到：「啊，這就是最後一次了……」。在〈ENDLESS RAIN〉的現場表演裡裡，TAIJI通常不會彈這首歌的後半段，但那天他一直彈到最後，音符從頭到尾沒有停過。演出結束後，他把他在現場戴的還滿是汗水的皮手套遞給我，對我說：「拿去吧。」
大家可能都認為，在X的成員裡，TAIJI是最喜歡美式搖滾的人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其實對KISS不感興趣。很久以前我們一起去看KISS的演出，但他是唯一一個看起來沒那麼興奮的人。不過，TAIJI因為感冒沒辦法跟我們一起去看Anthrax的時候，他卻哭了。其實X的所有成員都曾經看過Anthrax的現場演出。
TAIJI最早是吉他手，而且他超喜歡LOUDNESS的高崎晃。我記得TAIJI在當吉他手的時候，甚至彈過和高崎一樣的Random Star吉他。他本來在自己的樂團裡彈吉他，接著加入DEMENTIA改當貝斯手，最後成為X的一員。
TAIJI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吉他手。在《Jealousy》專輯中的錄音版本裡，他也彈了〈Voiceless Screaming〉的木吉他。我們曾一起在現場演奏這首歌，但排練時他常會給我一些指點，像是：「這裡應該這樣彈」（笑）。在〈Voiceless Screaming〉誕生之前，有一次TAIJI叫我寫一首木吉他曲，於是我寫了〈White Wind From Mr. Martin〉。
我跟TAIJI以前常常會討論作曲和編曲的細節，甚至在我們開始錄製他為《Jealousy》創作的〈Desperate Angel〉之前，他就已經給了我一些關於吉他部分的指點。他希望這首歌能有個藍調口琴的獨奏來配合美式風格，所以他問我能不能把我的吉他獨奏改成口琴獨奏，我跟他說我不喜歡這個主意，他也只是簡單回應了一句：「好，知道了」，就這樣結束了，完全沒有爭執。
向母親牧場進發
因為TAIJI的離開，我們不得不開始考慮為X找一個新的貝斯手。當時我們沒有明確的候選人，到底要具備什麼條件才是理想的貝斯手，也完全沒有清晰的想法。很多熟人幫我們介紹了潛在的人選，為了擴大搜尋範圍，我們還刊登了徵人廣告。接著我們就一群人聚在飯店房間裡，開始聽從全國各地寄來的試聽帶。
HIDE帶了一卷錄音帶來，還說：「聽看看這個，很有意思！」錄音帶一開始，是一個女生在講她認為我們應該找一位女性貝斯手的各種理由。我們靜靜聽著，原以為她接下來會自我介紹，結果她就只是一直列舉理由，整捲錄音帶裡居然連一個貝斯音符都沒彈。這的確很有意思，但對於徵選目的來說，實在是讓人搞不懂這姑娘在幹嘛。
最後，我們並沒有從那些帶子裡選出任何人。當時有五位和我們有些關聯或是已經認識的貝斯手，所以就找他們來錄音室，彈〈紅〉以及另一首歌，來進行一場類似徵選的試音。不過，HEATH並不在這些人之中。
試音的結果讓我們不太滿意，所以我們繼續尋找合適的貝斯手。直到有一天，HIDE邀我去目黑鹿鳴館看一些樂團演出。
那天晚上有很多樂團表演，最後一個是「MEPHISTOPHELES」，而X的前成員宇高光正是這個樂團的貝斯手。另一個演出的樂團是「media youth」，HIDE對這個樂團特別感興趣。他從一個橫須賀的朋友那裡聽說過media youth的貝斯手HEATH。我們那晚是打算來挖掘新貝斯手的，所以就在會場接待區的小窗戶裡觀察media youth的表演。
當時我們也不太想進後台打招呼，於是就悄悄離開，然後HIDE跟我去居酒屋喝一杯。喝酒的時候，HIDE問我對HEATH的看法，我回答：「還不錯，真的不錯。」
經過一系列的樂團會議，我們終於得出了結論，HEATH是一個不錯的人選。在深夜過了子時之後，我們在YOSHIKI家裡做出了最終的決定。然後HIDE打電話給HEATH，詢問他成為我們新貝斯手的意願，HEATH後來回應：「我加入！」
我們終於找到新的貝斯手了。接著，YOSHIKI突然說：「好！那我們一起去母親牧場！」然後又打電話叫HEATH過來，雖然才剛跟他通過電話，而且當時已經凌晨4點多了。
為什麼選擇母親牧場呢？因為我們是千葉人。不過，我得說明一下，X並沒有發生什麼好事就一定要去母親牧場慶祝的傳統。當YOSHIKI提到母親牧場的時候，我猜橫須賀來的HIDE也是滿頭問號吧。而才剛剛加入X的HEATH則是從兵庫縣的尼崎遠道而來，心裡可能有三、四個大問號。而我是千葉人，小時候的校外教學去過母親牧場很多次，但YOSHIKI為什麼提議我們去那裡，至今仍然是個謎。母親牧場位於千葉的鋸山附近，離東京相當遠。不過，我們還是清晨從東京出發，朝著母親牧場上路了。
這次的母親牧場之行，竟然成了HEATH跟X的第一次活動。那時候X已經小有名氣了，剛好有學生在校外教學時認出了我們，跟著我們四處遊蕩。那感覺就像... 我們是母親牧場裡的動物，有夠像喜劇小品中的搞笑情景。嗯，其實.. X本來就算是一支喜劇樂團。但我們可沒有去擠牛奶喔！
母親牧場之行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至於我不太記得跟HEATH的第一次練團是什麼樣子了（笑）。不過，我還記得我們在1992年夏天的紐約記者會。那時候我們這支怪咖樂團的活動真是五花八門，除了在東京巨蛋演出，還有去母親牧場和洛克菲勒中心，對我來說簡直太誇張了！在搭飛機去紐約之前，我正好在洛杉磯錄〈ART OF LIFE〉。
這場記者會是為了宣布新成員HEATH加入樂團，以及我們跟大西洋唱片簽約。AC/DC和Led Zeppelin也都是大西洋唱片的藝人。得知能和這樣有強大背景的唱片公司簽約，我非常興奮。大西洋唱片的工作人員還送了我們每個人一個由Tiffany & Co.製作的飾品，上面刻有我們樂團的標誌。而當我跟他們說，我本身是個棒球迷時，他們還特別送我第二天去看紐約洋基隊比賽的票。雖然因為我們有工作行程，所以我沒時間去看比賽，但他們的熱情好意讓我覺得非常窩心。
製作個人專輯《PATA》
之後，X的每位成員都開始著手自己的個人專案。我記得TOSHI是最早開始的。當時我根本沒想過要出個人專輯，但唱片公司找上我提議了這個想法，我就順勢而為。我並不是主動提出的，但最後卻進入了製作個人專輯的計畫，開始構思更多的點子。讓我最先想到的人就是Stan Katayama。
我是在錄《Jealousy》的吉他時認識Stan Katayama的。他是一位住在洛杉磯的日本音響工程師，負責幫我錄〈ART OF LIFE〉的吉他。他比我大很多歲，是道地的關西人。他曾在日本的山葉公司工作，但因為不爽他的上司而辭職。然後他從零開始，去錄音室當學徒，最終成了一位曾獲得葛萊美提名的音響工程師。
不過老實說，我對Stan的第一印象並不好。在我們錄《Jealousy》的時候，他嘲諷了我剛買的Les Paul Standard´59，說：「哦，那把吉他的音色肯定不錯吧……」所以，一開始我覺得他真是個不可理喻的傢伙。
我們的第一次見面就是這樣，但隨著合作的進行，我們變得越來越要好，常常一起出去吃飯，有時我會請他在工作後載我回家。錄音過程比我們預期的要長，因此樂團決定在洛杉磯租公寓。在我找到自己能住的地方之前，Stan好心讓我在他家住了大約一個月。
Stan還負責協調我個人專輯的錄音樂手。首先，他聯絡了鼓手Tommy Aldridge，Tommy回覆說：「只要不是流行音樂，我就打。」，這句話真的很有個性吧！
Stan還聯繫了另一位鼓手Simon Phillips，他當時剛搬到洛杉磯，正跟「Toto」樂團合作。我簡直激動不已，畢竟Simon曾和Judas Priest、Michael Schenker Group合作過，我也超愛他跟Jeff Beck的合作作品。這真的讓人覺得夢想成真！
接著，我們找到了Tim Bogert來擔任貝斯手。我是「Beck, Bogert & Appice」的忠實粉絲，所以這個人選讓我相當興奮。Stan曾是「House of Lords」的錄音工程師，他介紹我認識了該樂團的主唱James Christian。我個人認為Stan安排了一支超豪華的錄音陣容。他甚至還想邀請Cozy Powell，我記得我們曾討論過這件事。現在想想，我真希望Stan當初能邀到他。
我個人專輯裡的大部分曲子都是在洛杉磯寫的。我住在Stan家的期間，他會編出節奏，然後我用多軌錄音機把吉他疊上去，或者加上一些和弦。我和Stan討論了很多可能性，我們合作起來非常有默契。寫歌時吃的東西大多數跟我在日本吃的一樣：札幌一番拉麵，頂多加了些我炒的蔬菜，就這樣一碗泡麵。我感覺就像是回到學校的體育社團裡一樣。
一開始，我想製作一張全是器樂的專輯，主要是因為我不會唱歌。不過在過程中，我遇到了一個瓶頸，因為我開始想加入一些有聲樂的歌。而且從一開始，我寫音樂時並不是單純為了吉他的。大部分靈感來自於聽起來不錯的和弦，然後再發展成歌曲。有時我會想到一個鼓的節奏，然後再以此創作一首歌。有些人寫歌是想像某種場景或風景，但我不會這樣寫歌。
對我來說，錄音過程中最讓我難忘的就是Simon Phillips的非凡才華。一首歌他會先聽兩到三遍，然後馬上把音符寫下來，隨後帶著譜子進錄音室。第一次錄音時可能會有些小錯誤，但第二次的表現總是完美無瑕。他會再錄兩個版本，問我：「我打得怎麼樣？」當我請他稍作調整時，他會在下一次錄音中完全滿足我的需求。他的工藝、技術、適應力以及理解力，簡直是工匠級，讓我佩服不已。
跟Simon截然不同的是Tommy Aldridge。他說如果沒有樂團伴奏，他的鼓會打很糟糕，因此在錄音時，我得擔任他的吉他指引。Tommy和Simon完全相反，給我的印象是，他是一個非常受樂團喜愛的鼓手。如果我要巡演，肯定會選Tommy做我的鼓手。
有件好笑的事，我一彈起Ozzy Osbourne〈Bark at the Moon〉的前奏riff，Tommy馬上跟著打鼓。他正是是這首歌的鼓手，是真正的＂原版＂，那一刻，我真的感覺自己像Jake “PATA” Lee（原曲的吉他手是Jake E. Lee）。當我開始彈〈I Don't Know〉的前奏riff時，他也繼續跟著打，我又感覺自己變成Randy Rhoads了。在我們一起巡演，推廣我的個人專輯時，Tommy每次檢查音響都是打Ozzy Osbourne〈Over the Mountain〉的前奏，而且他還會一邊仔細的在手指間轉鼓棒。我看到那一幕時真的被迷住了。
Tim Bogert開著他心愛的老金龜車到錄音室，車上載著幾把貝斯和一些貝斯音箱。我看著他把所有東西卸下來，心裡不禁想，這些東西怎麼都能塞進車裡呢？而且他還親自搬運，Tim真的是一個強壯又活力滿滿的人，他的貝斯演奏也非常狂野。
James Christian則是個活潑的義大利人。我們年齡相近，所以一拍即合，聊得很開心，還互相去對方家玩。我也在他家認識了James的樂團成員。這也讓我在他們1994年的專輯《Fire, Water, Earth & Stone》中客串演出，為其中一首歌彈了吉他。
在錄製我的個人專輯時，我主要是用我的Les Paul Standard´59。我還用了一把Fender來錄伴奏和一些獨奏。我花了很長時間來錄吉他，也希望能用上我手裡有的好幾把吉他，還有最近買的吉他。根據不同的歌曲，我用了不同的吉他，比如Jazzmaster、Mustang等等。
於是，我的個人專輯《PATA》順利完成，並在1993年11月4日，也就是我的生日那天發行。但我當時忙著為新專輯的巡演排練，甚至沒時間去感受出個人唱片的喜悅。不過，如果不去現場演出，那發行專輯就沒有意義。現場演出比錄專輯有趣多了，跟其他音樂人一起在現場演奏音樂，比起錄音來有趣得多。雖然我不擅長講英文，但一旦樂器開始響起，我就能理解，也能被理解。用聲音引起共鳴，然後就會理解彼此，音樂人就是這種生物。
個人專輯巡演
接著，我的個人專輯巡演開始了。我的樂團成員包括鼓手Tommy Aldridge、貝斯手Tim Bogert，以及主唱James Christian。我們之間並沒有把彼此當作「客座樂手」，不論是在台上還是台下，我們都相處得非常開心。
Tommy Aldridge居然是個相撲迷，這真讓人意外。我們的巡演剛好是在11月，正好趕上九州的相撲大賽。每天下午5點左右，彩排完後，我們經常在後台看相撲比賽的直播。Tim Bogert也很喜歡相撲，所以我們整個團隊都會一起看。比賽播到6點結束，我們才會換上演出服，準備7點的演出。這樣的日子很快成了巡演中的日常模式，而演出前大家先一起看相撲的習慣，確實是種很少見的體驗。
順帶一提，美國的音樂人合約非常詳細，細到連餐飲的微小細節都會寫進去，這已經是很正常的事情了。
舉例來說，糖果必須是M&M's巧克力，口香糖必須是指定品牌，甚至連啤酒都要指定某個牌子，而且還會明確寫出需要幾瓶。巡演合約的細節之多，有時可以厚達兩到三公分。其中最具體的是Tommy Aldridge的合約，如果他的合約裡真的有一條是關於看相撲比賽的，我完全不會驚訝，畢竟他每次彩排後都會看相撲，說不定真的寫進去了。
Tommy曾經說過他不想打快節奏的歌，原因是年紀大了，讓他很容易疲累，這件事並沒有寫在合約裡。不過，現在他已經73歲了，依然精神飽滿，打起鼓來和年輕時一樣。幾年前Whitesnake來日本時，我遇到了Tommy。我有個朋友是Reb Beach的吉他技師，他邀請我去看Whitesnake的演出。演出還沒開始時，Tommy從舞台旁邊走過來跟我打招呼：「嘿！好久不見！等會再聊。」。我其實很想和他聊聊，但又不想在演出前打擾他，所以我們只簡單寒暄了幾句。
在個人專輯巡演結束後，我依然用電子郵件跟Tommy和Stan保持著聯絡。Stan目前住在夏威夷。
X改名為X JAPAN
即使在我的個人巡演結束後，我仍然忙得不可開交。我馬上開始為X即將於12月30日和31日在東京巨蛋舉行的演唱會「X JAPAN RETURNS」進行彩排，另外，我也準備參加HIDE的1994年個人巡演，擔任吉他手。
1993年年底的東京巨蛋演唱會是我們第一次以X JAPAN的名義演出，同時也是HEATH加入後的首次演出。對了，31日演唱會前，我們還參加了NHK的《紅白歌唱大賽》，結束後才驅車趕去巨蛋表演。對HEATH來說，他加入樂團後的第一個現場演出就在東京巨蛋，第一次上電視就是紅白，想想這壓力真的是很大。
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為什麼我們的樂團名字從X改成X JAPAN。大西洋唱片告訴我們，因為洛杉磯已經有一個叫X的樂團，所以我們無法使用這個名字發行國際版，我們只好改樂團的名字，這時YOSHIKI提議改成X JAPAN。剛開始我們都覺得把國家的名字放進樂團名稱有點奇怪，但YOSHIKI向我解釋說：「有個樂團叫The Mission UK」，我一聽也覺得有道理：「啊，你這樣說就通了...」
我們也沒辦法把樂團的名字改得完全不同，加上「JAPAN」不但能保留原本的名字，還能讓人更容易知道我們來自哪個國家。就這樣，我們成為了X JAPAN。順帶一提，我手上確實有那支洛杉磯樂團X的CD，裡面還附了一張貼紙。我當時覺得如果把這個貼紙貼在我的吉他盒上，當作開玩笑，應該會蠻有趣的。
在X JAPAN的東京巨蛋演唱會結束後，我本來打算在1994年的前幾天好好休息一下，但根本沒時間喘口氣。很快，HIDE和我就回到美國，被拉到洛杉磯繼續工作。由於我即將跟HIDE一起巡演，所以那幾天就待在我們洛杉磯的公寓裡學新歌。同時，HIDE的巡演排練也已經開始了，我聽說I.N.A.正在指導其他樂團成員，給了每個人非常詳細的指示。HIDE巡演團隊的另一位吉他手是RAN，他之前是「BLIZARD」的成員。
以下的故事讓我和RAN一起彈吉他。那時候，HIDE和我都住在阿佐谷，我們常常在附近的同一家居酒屋喝酒。那家居酒屋我們都叫做「奶奶的店」，我還是第一個發現它的人。當時我和《Rockin' F》的好朋友Abe、Hosoi以及攝影師冨樹光一郎一起，正好看到了這間居酒屋。因為它開到很晚，我們就決定去那裡，這樣我就成了常客。之後，HIDE和我也經常去那裡喝酒，甚至我們的東京巨蛋後派對也在「奶奶的店」舉行。
就是在那裡，我說服RAN加入HIDE的個人巡演樂團。我和HIDE討論過這件事，因為我有RAN的電話，所以就邀他來「奶奶的店」。我們一邊喝酒一邊聊，RAN起初並不是很熱衷。但當我們離開，走到阿佐谷車站時，他卻改變了主意，毫不猶豫的說：「我加入，但前提是PATA也去的話。」，我心想＂你為什麼要把我扯進來？＂，HIDE則回應：「當然，PATA也會去。」就這樣，RAN把我當作談判籌碼，讓我成了HIDE個人巡演樂團的一員。說白了，我就是被＂拖下水＂的。
關於〈ART OF LIFE〉的故事
在上一個小節中，我提到HEATH的第一次現場演出是在東京巨蛋，而他的第一次電視亮相則是NHK的《紅白歌唱大賽》。但更準確的說，他實際上第一次跟我們合作的作品就是〈ART OF LIFE〉。真是不可思議，他一來就馬上接受考驗了（笑）。
〈ART OF LIFE〉原本是打算和《Jealousy》一起收錄成雙碟專輯的，但我們終究沒辦法按時錄完音，所以〈ART OF LIFE〉並沒有跟《Jealousy》一起發行，最終也沒做成雙碟專輯。不過，這首歌的錄音工作從《Jealousy》時期就已經開始動手了。先是錄了鼓，接下來本來要錄貝斯，再來是吉他，最後是主唱和其他細節，但當時我們沒有貝斯手，所以就只能先錄鼓和吉他。結果，沒有貝斯聲直接就錄吉他伴奏，我只能聽到鼓聲，整個錄音過程讓我感覺好像是在跟YOSHIKI決鬥一樣。
〈ART OF LIFE〉長達29分鐘，我必須為左右聲道各錄一條伴奏，這真是非常具挑戰性的工作。當時的錄音室並沒有用電腦，只是用類比的多軌錄音機。錄音師教我怎麼用定位器，於是我自己一邊檢查一邊操作，完全沒有助理工程師協助。因為得不斷的聽、不斷倒帶，然後確認需要修正的地方，然後一直重新錄，所以光是這樣就花了兩個多小時。這麼長的歌根本沒辦法一次錄完，我只能彈到某個段落，然後停下來喘口氣再繼續。
當時〈ART OF LIFE〉的旋律寫完後，YOSHIKI給了我一卷試聽帶和一本樂譜。那卷試聽帶裡並沒有錄吉他，只有用合成器按出來的各種和弦。我記得樂譜上寫的吉他部分也很少。在錄音過程中，我並不是看著樂譜來彈，而是先記熟這首歌。我沒辦法在不熟悉的情況下彈奏，必須先記住它，不然現場演出時也不會順利。X JAPAN重組之後，我又重新聽了〈ART OF LIFE〉，才真正意識到這首歌的結構和編排有多精巧。現在年紀大了，我對這首歌有了更深的理解，但當年錄音時根本顧不上這些。
〈ART OF LIFE〉的吉他部分是我跟HIDE分工完成的，HIDE負責所有的和聲以及更細緻的部分，而我則負責整體的吉他伴奏，分工分得非常明確。我相信應該有一個TAIJI錄的貝斯版本，不確定是臨時的還是完整的，反正就存放在某個地方，但那段貝斯音軌最後沒有被使用。在HEATH加入樂團後，他開始錄這首歌的貝斯，我經常看到他在錄音室裡和我們的監製討論。我只是隨口跟他說聲「加油啊」，然後就離開了，避免打擾他們的工作。
錄音的時候，大家常笑我「彈完就跑」，但這首歌真的很具挑戰性，經過一天艱辛的錄音後，說實話，我也沒什麼好多說的，只能把接下來的工作留給其他人努力了。
日本和洛杉磯的雙城生活
1994年，我和HIDE一起去巡演。之後，我開始製作自己的個人專輯《Raised on rock》，同時也在錄X JAPAN的《DAHLIA》。然而，一開始錄這張專輯的感覺和當時錄《BLUE BLOOD》或《Jealousy》完全不一樣。製作這張專輯的過程中，單曲一首接著一首先行發行，所以整個過程更像是根據單曲的發行日期來進行錄音，而不是在做一整張專輯的感覺。
我是在日本錄〈Rusty Nail〉的吉他部分，但當時我經常在日本和洛杉磯之間來回奔波。因為樂團打算都在洛杉磯錄音，所以我們決定在洛杉磯租公寓，這樣可以避免來回搬家的麻煩。於是在製作《DAHLIA》的過程中，我同時在日本和洛杉磯都有住處。
我在洛杉磯租的公寓就緊鄰著X JAPAN經常使用的北好萊塢「One On One」錄音室，走過去只要一分鐘。現在那個區域的治安已經好很多了，但當年那裡非常危險，大家都勸我晚上不要出門。我租的這間公寓有兩個臥室、一個客廳和一間浴室。我把其中一個臥室改成了工作室，擺了多軌錄音機和各種音響設備。另外，我還有一台Rockman X100，據說這是最早的音箱模擬器之一。
我當時幾乎都是靠一個行李箱和幾把吉他來回穿梭於洛杉磯和日本。從1993年開始，X JAPAN每年年底都會在東京巨蛋演出，這已經變成了慣例。所以我通常12月會待在日本，但其餘時間就一直在日本和洛杉磯之間跑來跑去。
YOSHIKI在洛杉磯買了錄音室，從那時起他就長期待在那裡。因為我有一半的時間也在那裡，所以我經常和HEATH一起在洛杉磯喝酒，也常去看電影。我還經常跟TOKYO YANKEES的AMI一起去YOSHIKI家，通常會玩到天亮。但除了這些時候，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和HIDE一起混的。
《DAHLIA》在1996年11月4日正式發行，這之前已經推出了像〈Tears〉和〈Rusty Nail〉等六首單曲。因為專輯裡大部分的歌都已經以單曲形式發行了，所以對我來說，《DAHLIA》更像是一張精選輯，而不是一張全新的專輯。
這也讓我覺得樂團的活動越來越少，因為我們的活動主要就是發行單曲。換了唱片公司後，我們沒有固定的明確計畫，發行專輯或進行其他樂團活動的日期也沒有確定。
《DAHLIA》可以說是另一個「艱難的發行」。之前，大西洋唱片曾跟我們談過，要在國際市場上發行一張精選輯。但我覺得YOSHIKI非常堅持要在換唱片公司後，推出一張全新的專輯，而不是精選輯。
解散演唱會後的對話
當推廣《DAHLIA》專輯的『DAHLIA TOUR 1995-1996』結束後，TOSHI決定要退出樂團。不過在這之前，我已經從HIDE那裡聽說過這個消息。在TOSHI宣布之前，我曾經看到HIDE和YOSHIKI悄悄的在談一些事情，氣氛特別嚴肅。後來過了一段時間，我和HIDE一起去喝酒，當我們在居酒屋外面抽菸時，他告訴我了當時YOSHIKI和他討論的內容。HIDE告訴我，YOSHIKI當時說：「這樣下去不行，我們得解散一次，然後換一個主唱再復活。」
至於到底是TOSHI先說要退出，還是先決定換主唱再復活，我並不清楚，也不知道當時TOSHI的狀況到底是怎樣。後來，TOSHI決定要退出後，他有打電話到我家，然後在我的語音信箱裡留了兩條訊息。但我想回撥的時候卻無從聯繫，因為我並沒有TOSHI的電話號碼，我當時唯一知道電話號碼的成員也只有HIDE。
最後，X JAPAN解散了。在那之前，我們並不知道要不要辦最後一場演出，但最終是HIDE說我們應該這麼做，所以我們決定進行。樂團的解散是在1997年9月宣布的，而我們的最後一場演唱會則是在1997年12月31日於東京巨蛋舉行。
即使是我們的最後一場演出，我們並沒有改變平常的做法。在演出前，HIDE和我開玩笑討論要用什麼陣型來演奏某首歌。顯然，我們從來沒有安排過什麼陣型，但我建議用「陣型三」，HIDE也附和著，這全都是開玩笑的。整個感覺就像是一場普通的演出，我們還是一直在開玩笑。就這樣，最後的演出開始了。
但當我演奏時，看到TOSHI在我旁邊唱歌，我開始反思＂啊，這就是最後一場演出了…＂以及＂X真的要結束了……＂ 。
演唱會結束後，樂團並沒有舉行任何慶功宴。我跟四、五個工作人員在目黑喝酒，而HIDE則去了他自己的慶功宴，在麻布或六本木。
然後，HIDE得知我在目黑喝酒，就派了一些他的兄弟來我所在的居酒屋傳話，告訴我「HIDE找你過去」。他們都是熟面孔，一個接一個的催我過去。
既然一直派人過來，我想我也沒辦法拒絕，只好去他在的居酒屋參加慶功宴。當我推開店門時，裡面滿滿都是人，擠得幾乎沒地方站。我一看到HIDE，就喊他：「喲！我來了！」，他只是舉起手回答：「喲！」，就這樣，沒別的了，明明是他一直催我過去的……
然後他決定去另一家居酒屋續攤，但我沒有跟著他，而是選擇回家。這一年結束了，已經是1998年1月1日了。
那時候，我完全沒有想到，這句「喲！我來了！」和「喲！」會是我們之間最後的對話。
第四章 HIDE的逝世〜Ra:IN的活動
與HIDE的告別
電話是很突然響起的，讓我有些措手不及。那天早上（1998年5月2日），我在家裡睡覺，有兩通來電。半夢半醒之間，我聽到有人在答錄機上留言：「我會再打來。」電話鈴聲繼續響著，吵得我有點不爽。到了第三或第四通時，我終於屈服，起床拿了電話。是樂團的經紀人真下打來的，他聲音很沉重的說：
「HIDE去世了。」
我腦中唯一浮現的念頭是＂這傢伙到底在說什麼？＂我完全摸不著頭緒，困惑不已。他在講細節時，我只是反覆問著：「等一下，你到底是什麼意思？」就在那一瞬間，是我人生第一次癱軟在地，完全坐不直。這不是形容詞，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—— 我整個人完全嚇癱了。
自從那通電話後，我開始對電話產生厭惡感，甚至討厭電話的鈴聲。電話這種東西，只要響了，就不會有什麼好事。那通電話，至今仍然縈繞在我的腦海中，揮之不去。
X JAPAN在2007年復出。在演唱會上，我總是會想到＂那傢伙不在＂的空缺，特別是剛一開始重組的時候。當然，即使到了現在，我還是會不經意的注意到這一點。
在HIDE去世後，我參加了不少紀念演出，每次都忍不住想＂到現在為止，你的歌我恐怕已經彈的比你自己還多次了＂。
HIDE的歌〈Hurry Go Round〉只有歌聲和木吉他伴奏，而那木吉他正是我來彈的。每當現場演奏這首歌時，我總會納悶＂為什麼你從不犯錯？而我還是會出錯呢..＂。在演唱會上，我彈著木吉他，他的歌聲依舊是他30歲時的歌聲，一成不變的迴盪著。
我現在已經50多歲了。當年，我和他年紀只差一歲，但如今我們之間的年齡差卻已經如此懸殊。很多時候，在彈吉他的時候，我的思緒會飄走，會想著＂現在我已經變老了，現場演奏起來也變成了這個樣子＂。
如果要用『樂團成員』以外的詞來形容我們的關係，我會說我們是酒友，彼此分享情報或消息，給對方建議，幫對方記住一些事，大概就是這樣的關係。
說到幫對方記住事情，我的意思是這樣的 —— 我們一起出去喝酒後，隔天排練時，他常會問我：「我昨天幹了什麼事？」他喝得太醉，往往完全不記得前一天的事。所以我會詳細告訴他昨天幹過的事和說過的話，一一幫他回憶。
有一次，HIDE和某個坐在旁邊喝酒的人因為討論《鋼彈》而吵了起來，結果還大打出手。事後，他說動手的理由竟然是：「連我爸媽都沒打過我！」隔天，我就得負責告訴他昨晚到底發生了什麼。有趣的是，我偶爾也得提醒YOSHIKI他前一晚幹過或說過的事情。
HIDE很愛跟我分享各種情報或消息，什麼都愛研究一番，然後會把他所知道的通通講給我聽，像是：「你知道嗎，其實那個東西是...」或「我聽說了一件事...」。他就像隔壁愛講八卦的老太婆鄰居一樣，什麼都要聊。他對樂團圈的事情非常瞭解，還常常告訴我有關YOSHIKI的各種事。而且這些話可不是我付錢請他說的，都是他自願分享的，樂此不疲。
我其實根本不需要特別寫我們是酒友，不用說大家也都明白吧？因為事實就是如此。他也是我經常一起出門的玩伴。我們不只是兩個人出去，通常還會帶上其他樂團的五六個朋友，一起出去玩。我們有次的行程特別隨興，早上去富士山附近的青木原樹海，下午又開車一路跑到石川縣的金澤。像瘋了一樣，隨性到不能再隨性。
就算只有我們兩個人一起喝酒，HIDE也老是會叫其他人來一起湊熱鬧。可能是因為我們兩個單獨喝酒的時候話題不多吧。而且就算他從阿佐谷搬走了，他還是會突然出現在我常去的阿佐谷居酒屋。我比較喜歡在阿佐谷喝酒，但他卻常常把我拖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喝。很久以前，我們在川崎的CLUB CITTA演出，然後表演後當然就在川崎喝酒嘛，但他突然說：「那我們去橫須賀吧！離這裡不遠。」才不勒，橫須賀根本不靠近川崎，東京還比較近。不過我們還是去了，因為他老家就在橫須賀。
我覺得他很討厭一個人待在家裡。常常接到他打來的電話，讓我過去陪他聊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。當他住在阿佐谷的時候，也會叫我陪他一起去附近的花店買花。可我對花的認識幾乎是零，但他還是要揪我去。
他超愛邀人到他家來。每次排練結束後，他總會問：「今天要不要來我家？」無論是在洛杉磯還是日本，所以他住過的每個地方我都去過。就像我之前提過的，連他橫須賀的老家我都去過。
每次我們出去喝酒，HIDE經常帶我們到橫須賀。我去過他小時候的老家好幾次，有一次甚至在他祖母家過夜。在他祖母的美容院隔壁，就是UNITED貝斯手橫山明裕（2014年意外去世）從小長大的地方。HIDE和橫山是總角之交。有時候，他們會吵得很兇，讓人無法判斷他們到底處得好不好。我覺得他們應該是好朋友，畢竟只有真正的朋友才會這麼大辣辣的爭吵吧。
有一次，UNITED在美國西岸巡演，HIDE打電話給我：「嘿，橫山來了，要不要一起來玩？」簡單來說，他就是找我去喝一杯。那天UNITED的吉田良文和大谷慎吾也在，他們都是千葉人，年紀跟我差不多。HIDE和橫山則是橫須賀人，也同年。我可不想捲入他們的爭吵，所以我們三個千葉人就聚在一起，安安靜靜喝我們的酒。那時我們人在洛杉磯，所以HIDE當然沒有說「我們去橫須賀吧」這句話。
有時候我跟HIDE也會吵架。有一次演出結束後，他喝醉了，情緒很激動，我試著讓他冷靜下來，結果可能惹毛了他，兩人還扭打了一下。不過也不算真打起來，之後我們還是一起出去喝酒。他喝酒，胡鬧一番，再接著喝。我想對他來說，我算是個隨時能找的朋友吧。說到底，他真的很需要有人陪在身邊。
那個＂讓人尷尬的樂團名字＂
X JAPAN解散後，HIDE打電話給我，說他要組一個「名字有點尷尬的樂團」（笑：Spread Beaver）。當然，他也打電話問我：「要不要來？」我其實有考慮過，但他還沒說完，就開始說類似「舞台服裝什麼的我全部都會搞定」之類的話。不是我不想加入啦，但聊到一半我覺得有點麻煩，就回了句：「還是算了吧。」其實我也覺得，跟已經解散的X JAPAN成員一起組新團，或許不是最好的選擇。
不過HIDE告訴我，他有個想合作的吉他手，那人就是K.A.Z。我當時說：「如果是這樣的話，跟他合作應該更好。」他最後便留下一句：「那好吧，這次就這樣吧。」我也在想，他說「這次」的意思，是不是代表還會有下一次？而我，會不會在未來的某天成為其中的一份子呢？
在X JAPAN解散演唱會的彩排期間，HIDE把他的單曲〈Rocket Dive〉的音源交給我，這是他以「hide with Spread Beaver」名義發行的第一首歌。我們那時候彩排結束後，面對面隔著桌子坐著，他遞給我說：「我做了首新歌。」回家放來聽時，我心想＂這不就是KISS的〈Rocket Ride〉嗎？不會讓人懷疑你在模仿KISS嗎？＂因為把〈Rocket Ride〉的開頭加速後，聽起來真的很像（笑）。而且，他對搖滾樂的啟蒙，正是從KISS開始的。
隔天，我忍不住跟他聊了我對那首歌很像KISS的想法，但他只是沉默不語。這或許是個不該寫進這本書的故事吧。
我還留著一件他的皮衣，但不算是遺物。那是他在SAVER TIGER時期穿的皮衣。他剛認識我、我才加入X沒多久時，就把那件皮衣給了我說：「要不你穿這件吧？」，於是我就把它當作演出服。
X JAPAN解散後，有好幾個月我都沒見過HIDE。他忙於他的個人活動，跑去洛杉磯錄製個人專輯，還拍音樂錄影帶，所以那段時間，他很難得沒有頻繁的打電話給我。所以當我受邀參加那場慶功宴時，我們之間的那段對話，或者說是那句簡短的寒暄，就成了我們之間的最後一面了……
如果我覺得沒意思，我隨時會退出
我的第二張個人專輯《Raised on Rock》是在1995年7月發行的，那時候X JAPAN還在活動中，所以我一直忙著X JAPAN的事，根本沒時間幫我的個人專輯做宣傳或巡演。這是我至今仍然感到遺憾的事。
X JAPAN解散後，我組了一個新樂團「P.A.F.」。我是唯一一個還跟唱片公司有合約的人，原本打算以單獨音樂人的身份發展。不過，在寫歌的過程中，山田信夫（曾是「MAKE-UP」的成員）幫我寫了歌詞，甚至還臨時幫忙錄唱了幾首歌。
在錄音的時候，我本來想找一個合適的主唱來加入，但突然間我有了個領悟，已經唱過幾首歌的山田信夫，不就是一位很棒的主唱嗎？我問他：「你想加入我嗎？」從那時起，P.A.F.漸漸的開始變得更像一個樂團了。至於樂團的名字P.A.F.，當然是來自於吉他拾音器（Pick-up）。
P.A.F.出了兩張專輯，《Patent Applied For》（1998年3月）和《Pat.#0002》（1999年2月）。之後，我和I.N.A.、HEATH一起組成了「Dope HEADz」。
Dope HEADz一開始其實是I.N.A.跟HEATH之間的一個計畫。後來他們開始找吉他手，因為「我就在那裡」，所以我成了吉他手，但我並不是積極參與的。因此，當我們第一次以樂團的身份開會時，我對他們和經紀人說：「如果我覺得沒意思，我隨時會退出。」
Dope HEADz是每個成員都各自寫歌的樂團。HEATH和I.N.A.在洛杉磯錄製了第一張專輯《PRIMITIVE IMPULSE》（2001年），但我懶得跑那麼遠，所以我在日本寫歌、錄製。鼓軌是「Zilch」的Joey Castillo在洛杉磯打的。至於我寫的歌，則是由RYU（曾是「NOVELA」成員，現Ra:IN）來打鼓。所以RYU也跟我們一起巡演了。
Dope HEADz出了兩張專輯：《PRIMITIVE IMPULSE》和《PLANET OF THE Dope》（2002年）。
Ra:IN的誕生
還在Dope HEADz時，我加入了新的樂團Ra:IN，這其實是在一次喝酒時偶然開始的。向山哲在P.A.F.的第二張專輯《Pat.#0002》裡擔任鼓手，我們也一起巡演過，所以建立了交情。他在世田谷代田開了一家搖滾酒吧，我偶爾會去那裡喝酒。
有一晚，我在酒吧喝酒時，鈴木享明突然走進來。他剛參加完一場紀念Johnny Thunders的演唱會，回家途中順道來了酒吧。他對向山哲說：「我想組個樂團，你要加入嗎？」向山哲馬上回應：「好啊，但我們要去哪找其他成員？」聽著他們的對話，我的預感有點不妙。就在這時，他們倆同時轉頭看坐在旁邊喝酒的我，兩人說道：「啊，吉他手不就在這裡嗎？」結果那預感果然沒錯 —— 因為碰巧在同一個地方、同一個時間，我就成了他們新樂團的吉他手。
就這樣，我們的樂團誕生了。一開始我還以為這只是他們喝酒時開個玩笑，但沒想到鈴木還接著說：「那我們明天開個會吧。」這時我才大驚＂他們這是來真的！＂。鈴木計劃要寫一些歌，我們也各自準備創作，並開始安排練團的計劃。
Ra:IN是個相當輕鬆隨興的樂團，只要聲音夠大就行。我記得我們的首演大概是在2002年的10月或11月吧，那時我們主要是表演翻唱曲，也有四五首自己的原創曲。那次表演真的很有趣，感覺像是一群醉漢聚在一起，鬧出一場聲勢浩大的「噪音狂歡」。
在為這場首演排練的時候，我們接到樓上居酒屋的投訴，說我們太吵了。聽到這事後，鈴木說：「乾脆今天就算了吧。」他的意思不只是結束排練，而是連演出都別辦了 —— 這完全是他喝醉後在胡說八道。結果，我們最後還是順利的辦成了演出。
在巡演中途，來支援的D.I.E.正式加入了樂團，後來RYU也接替了向山哲擔任鼓手，這樣我們就成了四人編制的樂團。我們每個人身為音樂人，都有各自鮮明的個性。通常只要有人先開始彈什麼，其他人就會默默的跟上，不用多說什麼。剛開始的時候，現場演出裡有很多即興演奏，也就常常出現「這首歌要怎麼拉回來」這種無聲的「眼神討論」。一首歌的進展往往是靠我們在演出中互相對視來調整，等鼓手打出某種簡單明了的過門時，就是我們的信號，表示該回到正軌了。
一般來說，演奏一首歌的目標是不要出錯，但Ra:IN的歌完全沒有這種限制，每個人就像在一本空白的書上隨意揮灑自己的想法。唯一固定的只有曲名、開頭和結尾，其他一切都隨興發揮。我可以隨心所欲的彈，成員們也可以照自己的感覺來，沒什麼不行的。剛開始的時候，很多歌根本沒有固定的長度，有些甚至是我一直拉長獨奏，那就乾脆以獨奏來收尾。
Ra:IN最有「樂團感」的時刻
Ra:IN不只在日本演出，我們也收到一些國外的邀約。根據不同的國家或地區，我感覺到很多人知道X JAPAN，還知道我曾是X JAPAN的成員。
在德國的演出吸引了許多金屬樂迷，在俄羅斯也有很多人來看我們表演。相比之下，我們在波蘭的首場演出人數就稍微冷清一點，但隔天改辦了免費入場時，卻湧進了很多觀眾。我心裡想：「果然免錢的就會來啊！」（笑），真是有夠現實。
一件有趣的事發生在義大利。我們在羅馬的場次，暖場團竟然是一支X JAPAN的致敬樂團，我當時想＂這安排真是太妙了＂（笑）。在後台，我教了他們的吉他手幾段X JAPAN歌曲中我的吉他部分，他整個樂翻了。讓我開心的是，無論我們到哪裡，大家似乎都在我們的演出中享受得很愉快。
我希望Ra:IN能夠長久的存在下去。Ra:IN最有「樂團感」的時刻，就是我們亂哈拉的時候。這很像當年X還是業餘樂團時，練團結束後我們會享用「Studio Penta Yokohama」的免費咖啡，隨意的亂哈拉。那時候，我們可以講些廢話、亂開玩笑、笑到前仰後翻。對我來說，這才是待在樂團的真諦。有時候工作人員問我們在聊什麼，反倒讓場面變得有點尷尬。
樂團會到市區的錄音室，自己架設備，然後就開始演奏。排練時，大家互看一眼，說著：「啊，我這段彈錯了，重來一次吧。」如果沒有這種過程……那玩樂團還有什麼意義呢？
我非常享受這樣的時光。
我愛用的音箱是Marshall MK II Super Lead 100
在Ra:IN的舞台上，我們也會有很多即興發揮。有時候我會忘記給出開始一首歌的暗號，排練那天更是經常犯錯。但樂團成員都是專業的，每個人都能輕鬆應對。所以，對我們來說，演出中沒有所謂的「錯誤」。或者說，那正是我們當天的獨特表演，而非錯誤。如果我們只是把所有東西彈得整整齊齊、毫無瑕疵，那種現場演出也未必有趣。我甚至可以講白一點，如果你只是照著該彈的部分去彈，那或許還不如直接放伴奏帶假彈算了。
當Ra:IN到海外演出時，我會帶上我的老黑Les Paul Custom和一把1955年的Les Paul，我都叫它「禿子」。在舞台上，我主要是用黑色的Les Paul，而「禿子」則是備用琴。至於音箱，我基本上只帶音箱頭，就是我的Marshall MK II Super Lead 100，正是我錄《BLUE BLOOD》時用的音箱，它一直以來都是我的最愛。
當年我在稻毛的多田屋店裡看到這顆音箱正在出售，但已經有人預訂了，甚至還申請了分期付款。不過我實在太喜歡這顆音箱了，直接請對方取消了的訂單。說白了，我就是「搶」過來了（笑）。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在用它，因為真的是超喜歡。這台音箱已經改裝過，加裝了主音量控制，更方便製造失真效果。這是一項相當實用的改裝，後來我聽說是ALBIT的老闆親自幫我改的。
說到音箱，當年《BLUE BLOOD》在搞合宿創作時，我那顆Hiwatt音箱的標誌掉了下來。我就覺得，要是把這個Hiwatt標誌換成Marshall的標誌一定很搞笑。乍看之下像是Hiwatt，但其實是被「改裝」成Marshall的樣子。
對我來說，失真效果用音箱就足夠達成了。所以我很少用失真或過載效果器。在X時，我也只靠音箱來達到效果。有一次演出時，音響技師還問我：「至少在吉他獨奏的時候能把音量調大一點嗎？」所以我才買了個提升音量的效果器。我對延遲效果沒什麼興趣，對綜合效果器更是完全沒興趣。說實話，就算有，我也不覺得自己能搞懂怎麼用。只有在少數歌曲的特定段落，我才會用上MXR相位效果器和Vox Wah-wah踏板。這些就是我三十多年來一直使用的裝備。
唯一的例外是當我的吉他技師齊藤陪我去演出時，他總是幫我很多忙，會在我的獨奏部分加上一點延遲和失真效果。我左腳有些問題，踩Wah-wah踏板時會痛，所以我更喜歡直接用音箱，這樣也沒問題，而且比較輕鬆。其實，我的裝備比大多數人想像的還要簡單得多。
現在有很多小型多功能工具，比如音箱模擬器，我認識的所有音樂人都在用這些玩意，最接近的例子就是UNITED。我問他們幹嘛要用這個，他們說：「我們不想帶那麼重的設備，像Marshall音箱，帶不動啊。」我聽說UNITED現在完全用音箱模擬器代替了傳統音箱。雖然它有那種「模擬音效」，我覺得它的聲音跟UNITED的歌和風格很搭。不過，當UNITED的吉田聽到我的Marshall音箱時，他還是會羨慕的說：「嗯，這音色還是挺棒的啊！」但他也說，現實情況是，他不可能帶著三層音箱堆來跑來跑去。
不久前，我參加了一個活動，跟一些年輕的樂團一起演出，他們全都用音箱模擬器。我想現在的年輕人都是這樣吧。當時在彩排時，只有我一個還在用音箱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成了稀有的古老生物？
不過，如果聲音不是從真正的音箱發出來的話，我就不喜歡，這樣我彈吉他也沒有享受的感覺了。
第五章 X JAPAN重組〜對未來的展望
YOSHIKI發來的「重組」消息
我來說說X JAPAN在2007年重組時的情況吧。當然，第一個消息是YOSHIKI傳來的，這是必然的（笑）。
YOSHIKI聯絡我，問我願不願意在一首後來成為〈I.V.〉的歌裡彈吉他，但他完全沒提到樂團重組的事。我開始準備錄音的東西，但卻從來沒收到任何關於這首歌的示範檔案，真的是什麼都沒有。不過，我還是準備好吉他和器材，懵懵懂懂的去了錄音室，對那首歌完全沒有概念。
當我到錄音室時，YOSHIKI在我面前拿起吉他彈了幾個和弦，邊彈邊解釋：「像這樣，然後這樣。」我心裡想：「這也太複雜了吧……」但我還是跟YOSHIKI來回討論了一陣，最後錄下了我的吉他部分。〈I.V.〉就是這樣錄成的。
YOSHIKI一向會提供樂譜，我相信錄〈I.V.〉時也不例外。不過，我無法確認那份樂譜是否真的存在。其實對我來說也沒差，因為我根本看不懂樂譜，就算真的把它擺在我面前，也沒啥意義（笑）。
在錄這首歌的時候，我並沒有被告知〈I.V.〉是為了重組X JAPAN的新曲，只是因為YOSHIKI找我錄吉他，所以我就去了，並不是什麼重組之類的原因。在錄音的過程中，當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副歌時，我對YOSHIKI說：「嗯，這首歌真的很有YOSHIKI的風格。」
吉他部分錄完後，YOSHIKI跟我說了一句類似「歌曲完成後再碰個面吧」的話。我當時以為他指的是一起出去吃飯，或者其他一些無關緊要的小聚會。
後來，我就和YOSHIKI一起去吃晚餐。就是在那時，他告訴我，他想以X JAPAN的名義發行這首新歌〈I.V.〉。我的反應大概就是：「嗯，好啊，沒什麼不好的」，反正我吉他都彈完了，用什麼名義發行對我來說都無所謂。當時HEATH也在場，還有YOSHIKI的經紀人。吃飯時，我記得我們也聊到要為這首歌拍一支音樂影片。換句話說，X JAPAN準備在中止活動十年後重新啟動。
其實我並沒有特別花時間去思考X JAPAN重組的事情。或許我心裡最大的疑問是：「我真的要跟這個麻煩一堆的樂團再來一次嗎？」
在X JAPAN解散到重組的這十年間，許多曾經和我們關係密切的人都逐漸疏遠了。當然，一些從最初就陪伴我們的人依然有保持聯絡啦，但那些因為樂團紅了之後才加入的人，大多在解散之後也離開了。我想，這就是人之常情吧。說真的，我非常厭惡這樣的人。或者說，也許他們只是不由自主地靠向那些擁有金錢資源的人吧，這大概也是這個行業的一部分。在那段期間，我深刻感受到所謂的「翻臉不認人」是怎麼回事，這就是人情冷暖啊。
所以當X JAPAN重組時，我對那些重新接近我的人幾乎一律不再信任。
那些站在我面前，滿心喜悅聆聽音樂的人們
X JAPAN重組，也意味著要跟TOSHI再次合作，老實說，我本來心想如果見到他，可能會一腳踢過去，但當我們再次見面時，TOSHI已經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，看到他變了這麼多，讓我想教訓他一頓的念頭完全消失了。而在樂團重組後的幾次彩排裡，我感覺YOSHIKI已經有好一陣子沒碰鼓了，狀態不怎麼好。畢竟這次重聚已經隔了十多年，當然一切都不可能那麼完美無瑕。
我們在2008年安排了三場東京巨蛋的重聚演唱會，日期是3月28日到30日。但讓人無言的是，YOSHIKI一次排練都沒來。這些演唱會邀請了許多特別來賓，包括SUGIZO、「Limp Bizkit」的吉他手Wes Borland、「Guns N' Roses」的吉他手Richard Fortus，以及Violet UK的貝斯手Amanda Frei和主唱Katie Fitzgerald，他們全都來彩排了。但因為YOSHIKI沒有到場，我們無法進行完整的排練。
在彩排的最後一天，我原以為YOSHIKI至少會現身一下，畢竟已經是最後一天了嘛。但工作人員告訴我們他不會來，聽到這消息，我真的是徹底傻眼了。即便如此，我們還是繼續排練，只能用YOSHIKI某場演出錄下的音源來代替，再加入吉他、貝斯和人聲部分勉強彩排。
在那次彩排進行到一半時，YOSHIKI突然打了一通電話給我，說他想跟我聊聊。在電話裡，他提出希望我能現場演奏一首Violet UK的歌曲。我是在演唱會當天才第一次排練這首歌，然後直接在演出時彈了。
此外，首場演唱會（3月28日）因為設備問題足足晚了兩個小時才開始，導致原本安排來賓登場的部分被整段砍掉。第二天，那段內容也只演了一小部分，甚至有外國團隊因為很失望而喝起悶酒。雖然演唱會現場難免會有意外發生，但這種混亂的狀態在X JAPAN已經算是家常便飯了。不過，我個人是抱著「做自己該做的事就好」的態度，對這些亂七八糟的狀況倒沒太放在心上。
重組後，我們不僅在日本安排了巡演，還計劃到海外演出。這是X JAPAN首次在海外舉辦演唱會和巡演，但對我來說，這些經歷並不算新鮮，因為我已經跟Ra:IN一起做過了。我去過台灣很多次，也已經巡演過歐洲，所以這次X JAPAN的海外計劃，我個人並沒有特別的興奮感。
不過，跟X JAPAN一起巡演時，住宿的飯店等級比起Ra:IN時可說是天壤之別。這差距實在太明顯了，我真切感受到待遇上的不同。跟Ra:IN巡演時，我們住過的飯店有一些還會限熱水，甚至根本沒有熱水，這種情況並不少見。演出後想洗掉滿身的汗，結果只能用冰冷的水沖澡，那感覺就像苦行僧在瀑布下修行一樣。但跟X JAPAN一起巡演時，不但隨時都有熱水，每個人還有自己寬敞的房間。
但無論是在日本還是海外，站在我面前的觀眾總是滿心歡喜的聽音樂。不管在哪個國家、什麼地點，為了這些人在現場演出，總是讓我感到無比愉快。
SUGIZO成為正式成員
在擔任支援成員演出後，SUGIZO於2009年正式成為X JAPAN的成員。其實在那之前，我就已經認識SUGIZO，從『EXTASY SUMMIT』那時候起，我也完全不介意他彈HIDE的吉他部分。所以當YOSHIKI說他在考慮邀SUGIZO成為正式成員時，我根本沒多想。
有時SUGIZO會問我一些關於吉他和弦跟編曲的問題：「這段riff你會怎麼彈？」我會回他：「喔，不是這樣彈，應該是像這樣...」我們之間這樣的交流，總是讓我想起很多次排練的情景，回想起我還在20多歲的時候，和HIDE坐在一起討論吉他演奏和編曲的時光。能和SUGIZO這樣做，讓我感覺很好。即使在新歌裡，雙吉他和聲的部分並不多。當我們錄〈JADE〉的試聽帶時，SUGIZO也曾向YOSHIKI詢問吉他編排的細節，然後他就跟我一起聯手搞定了。
在樂團重組後，SUGIZO常常是最先錄完吉他的人。而跟HIDE在一起時，我總是毫無例外的會先彈伴奏。不知道為什麼，HIDE總是會讓我先彈。後來有一次，HIDE也先彈了伴奏，但他彈得跟我很像，我就損他：「不要學我！」
錄音的方式隨著時間改變了很多。當年錄《BLUE BLOOD》時，即使我自己沒有要錄音，我也得去錄音室。基本上，整個樂團都得在錄音室。到了《Jealousy》時，我們開始輪流錄音，只有自己的部分要錄時才去錄音室，其他成員錄音的時候則不太會去。現在的錄音方式完全是個人化的。
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重逢Marshall音箱！？
我想這點我不需要再重複說一次，但X JAPAN自1996年的《DAHLIA》以來，還沒有發行過任何一張錄音室專輯。雖然有人問過我關於新專輯的事，但就我個人來說，我完全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。我早在幾年前就已經錄好了我的吉他部分。我在日本的錄音室裡設置了音箱然後錄音。可能未來還需要重錄，所以我可能會一起弄。〈I.V.〉的副歌很有YOSHIKI的風格，但其他的歌，我就不確定能不能說一樣的話了。不過，我真的不太記得自己有彈過什麼「快」的歌。
在錄我的吉他部分時，我記得有些歌還沒完成，當時旋律是臨時用鍵盤彈的，或是有人加了些聽起來像是未完成的部分。回想起來，《BLUE BLOOD》那張專輯的歌，大部分是我在樂團簽約前就已經在彈的，所以那些歌我已經非常熟悉，也沒有什麼未完成的部分。至於《Jealousy》，所有歌的旋律都已經從試聽帶階段就錄好了。但自那時候已經過了好幾年，世界也變了很多，連我們製作試聽帶的方式也跟著變了。
樂團重組後，YOSHIKI會在試聽帶裡彈吉他，這在過去是無法想像的。我不知道他是錄自己真實彈的吉他聲，還是用軟體做出來的音效，但試聽帶裡確實有一條吉他軌。
YOSHIKI有很多昂貴的吉他，如Fender和Gibson。有一次我去YOSHIKI的工作室，他在走道上擺滿了一大堆吉他，我曾問過他可不可以借那些吉他來用。
在我們參加2018年「Coachella音樂節」的期間，我也去過YOSHIKI位於加州的新工作室開會。果不其然，YOSHIKI又遲到了（笑），所以我就在工作室裡隨便逛逛。工作室後面堆滿了各種音箱，這時我瞄到了一台特別眼熟的音箱。
「等一下，這不就是我的音箱嗎？」
我確定那是一台我留在洛杉磯忘了帶走的50W Marshall音箱。我快三十年前買的，它是一台雖然小卻非常有力量，聲音也超棒的音箱。當我看到那台音箱時，我真是嚇了一跳，完全沒想到會在那裡遇到它。
我又檢查了一下，果然，那就是我的Marshall音箱。不過仔細一看，發現音箱後面貼著一張標籤，上面用英文寫著「此工作室的財產」。喂喂，等等。過了很久，當YOSHIKI終於來的時候，跟他說那台音箱是我的，他只淡淡回了句：「喔，是哦？」然後就沒下文了。
我心想，要把它從美國運回日本太麻煩了，所以直到今天，我的Marshall音箱仍然待在YOSHIKI的工作室裡。但拜託搞清楚，那音箱是我的，不是你工作室的財產啊！
雖然X JAPAN在重組後有開過演唱會，也錄製過一些新作品，但我覺得以前我們當樂團時，都是大家一起開會，決定所有事情的，那時候我們還是菜鳥。現在當樂團的感覺變得很不一樣，也許是因為我們都老了吧。以前我們會想出一些荒謬的點子，比如「為了慶祝新專輯，我們來送冰箱」之類的。現在的狀況變得很分散，雖然樂團應該是個團體，但我還是會對這一點有些傷感。
YOSHIKI常常會在X JAPAN有新進展時打電話給我，通常情況是這樣的：「最近怎麼樣？」然後我回：「沒什麼。」接著他就會告訴我有關的事情。
YOSHIKI和我仍然會在彼此生日時互相發送祝賀的電子郵件。這是從樂團搬到洛杉磯時開始的。有一次我喝完酒回家的時候，司機突然接到一通電話，原來是YOSHIKI打來祝我生日快樂。這就是我們開始這樣互動的開端，直到今天仍然保持著這個習慣。我不喜歡在社交媒體上發訊息，所以我比較喜歡直接發電子郵件。我們兩個都記得對方的生日，因為YOSHIKI和我都是11月出生的。
即使樂團沒有活動，我們每年還是會互相發送生日電子郵件。沒有寫什麼厲害的東西，我也不擅長寫一大篇訊息。
並不是說YOSHIKI和我關係不好，這樣的互動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。
2016年罹患重病
2016年對我來說是相當艱難的一年，因為那年我被診斷出得了大腸憩室炎。但其實在病發之前，我每年已經會有兩三次腹部劇痛的經歷。這些疼痛通常會持續三天左右就自行消退，所以我一直咬牙忍著。這情況持續了好幾年，直到有一次，我肚子痛得非常厲害，還發燒到連體溫計都測不準，只好緊急送醫。檢查後發現，我的門靜脈竟然出現了血栓。
在醫院裡，醫生非常嚴肅的要求我必須住院，隨即讓我坐上輪椅，直接送進病房。那段時間的記憶我其實已經很模糊了。根據我後來詢問所得知的，當時醫生在我體內插入導管，並持續用藥來給我溶解血栓。之後，我被轉送到信濃町的慶應大學附設醫院 —— 這家醫院其實是YOSHIKI之前推薦給我的。我在那裡的加護病房（ICU）住了大約兩週，最初的第一個星期甚至無法進食，情況可謂糟糕至極。
過去，YOSHIKI曾因為各種原因取消過不少演出，但當我因為大腸憩室炎住院時，這是我第一次心裡冒出：「糟了，這次真的搞砸了......」你也知道，2016年3月，我們原定要在英國的溫布利體育館演出。這場地可是我夢寐以求想登上的地方啊！因為這裡曾是傳奇樂團Led Zeppelin演出過的舞台。想到要錯過這樣的大好機會，真的讓我非常懊悔。
我也很擔心場地的取消費用，但YOSHIKI告訴我，只要把演出延期而不是取消就沒問題。如果YOSHIKI都這麼說，那肯定沒錯。他的話讓我安心了不少，心中的壓力也稍微得到了釋放。
HEATH真的是個好人
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，HEATH在2023年10月29日以55歲之齡離開了我們。最後一次見到他，是在無觀眾演出的時候（2018年9月30日，幕張展覽館『X JAPAN Live 日本公演 2018 ～紅に染まった夜～ Makuhari Messe 3Days』），已經是六年前的事了啊。近年來，SUGIZO曾邀請HEATH當他的演唱會嘉賓，兩人還一起合奏了幾首歌。YOSHIKI也曾邀請HEATH參加他的晚餐秀。即使這些場合不是以X JAPAN的名義，但我相信HEATH還是很享受和他們同台的時光。
HEATH真的很溫暖善良。當年我們一起以Dope HEADz的名義活動時，我曾經因為闌尾炎而住院，HEATH特地來醫院探望我，但當時我睡得很熟，他沒有叫醒我，卻貼心的留下了三本書給我，大概是怕我住院期間會無聊。其中一本是週刊雜誌，另外兩本則是有點小色色的書。我那時都已經35歲了……或許他是在用這種方式＂鼓勵＂我恢復元氣吧？HEATH就是那種會做出這麼幽默事情的人，既貼心又讓人會心一笑。
說到音樂，HEATH非常喜歡Iron Maiden，意外的是，他竟然也喜歡Van Halen。在排練的時候，他經常隨意用貝斯彈起Iron Maiden的riff，接著又用吉他彈Van Halen的〈Ain't Talkin' 'bout Love〉。我覺得他不僅熱愛彈貝斯，對吉他也充滿興趣。據我觀察，他應該也是Mötley Crüe的粉絲，因為他有一把和Nikki Sixx一樣的Warlock貝斯。
HEATH特別愛吃炸豬排。這裡說的不是什麼樂團，而是美食。我對HEATH喜歡炸豬排有很深的印象，因為每次我們巡演搭新幹線時，他總是點炸豬排便當來吃。對我自己來說，HEATH幾乎就等於炸豬排，也正因如此，在他的葬禮上，我特地在他的棺木裡放了一個炸豬排三明治，算是對他的一份小小心意和紀念。
在HEATH的獻花儀式上，我也見到了其他成員，但那時大家都忙得團團轉，沒法閒聊，也沒有特別談到關於X JAPAN的事情。
我在THE LAST ROCKSTARS演唱會上的嘉賓演出
2023年11月，我受邀參加THE LAST ROCKSTARS的演出。YOSHIKI打來電話問我：「HEATH最後一次演奏X JAPAN的歌是〈Rusty Nail〉，要不要跟我們一起表演這首歌？」我沒理由拒絕。雖然不是X JAPAN，而是THE LAST ROCKSTARS，節奏和編排什麼的都不一樣，但在演出當天，面對觀眾演奏時，我還是覺得很懷念。事後，很多人告訴我「PATA一出場，觀眾都很開心」，而這也讓我感到由衷的欣慰。
當我拿著吉他演奏時，我心裡也想著「這裡本來是HEATH的位置」，或者「這裡本來是那傢伙（HIDE）的」，伴隨著這些想法彈著吉他。那些回憶在心中翻湧，讓當下的演出更添幾分感慨。
看著與X或X JAPAN一起度過同一時代的成員一個個離世，真的難以言喻。痛苦得說不出話來。明明最先應該離開的應該是我吧。在〈Week End〉的音樂錄影帶裡，有一個場景是我在酒吧櫃台前喝酒時死去。
我自己其實從來沒想過什麼「再過幾年」或未來要怎麼樣的問題。明天可能就會死了，誰也說不準會發生什麼事。如果老是想這些，生活根本過不下去，我反倒覺得不去想比較好。…HIDE也好，TAIJI也好，HEATH也好，他們應該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在明天就離開這個世界吧。總之我只要能彈吉他就好，這是我唯一的想法。
至於X JAPAN的活動，我是抱著「要做就做吧」的心態。對我來說，或許等到成員們到了還暦（60歲）再來辦場演唱會也挺不錯的。雖然再過兩年左右就會到那個時候了（笑）。
我跟吉他的關係依然如故
我彈吉他已經超過四十年了，幾乎快半個世紀了。不過，我現在的感覺和剛開始學吉他時完全一樣。就算是當年什麼都不會的新手，吉他對我來說就像最有趣的玩具一樣，這種感覺到現在都沒變。當時我完全沒想到，彈吉他居然會成為我一生的職業。
彈了幾十年的吉他，我也不確定自己到底有沒有進步。現在看到年輕的吉他手們技術都那麼厲害，我只會心想：「哇，他們真的很棒。」但這並不代表我想變得跟他們一樣。不過，有時候我也會想，如果我彈得更賣力一點，會不會變得更好。
我從來沒想過要練什麼更高超的彈奏技巧。很久以前，我們在創作《BLUE BLOOD》時，集體去過河口湖住宿，那時我確實有跟HIDE聊過關於掃弦技巧的事情。
當時正好很流行掃弦和速彈，有很多吉他手都把技巧擺在最重要的位置。雖然我和HIDE聊過掃弦，但我們倆最後都沒用過那種風格。記得他剛開始個人活動時用了些點弦，我還偷偷笑著想：「原來你還是開始玩這套了啊！」不過，最終他似乎也沒那麼熱衷，因為他只在〈EYES LOVE YOU〉的吉他獨奏裡用了一次點弦。
當我聽到Judas Priest的Glenn Tipton用了掃弦時，真是讓我大吃一驚。我一直以為Judas Priest不是那種風格的樂團。但〈Painkiller〉的吉他獨奏竟然還有Glenn Tipton的掃弦，我當時心裡就在想：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」當然，我並不是想否定技巧的重要性。每當我聽到或看到那種演奏，我也會心想：「喔，不錯嘛。」但對我來說，也就僅此而已。
我最愛的吉他
如果要選我最喜歡的一把吉他，那肯定是我至今還經常使用的黑色Gibson Les Paul Custom。我已經彈了這把吉他將近四十年了。
這把吉他的琴頸曾經斷過兩次。第一次是我還很年輕的時候，參加樂器行的活動演出。我那天手上拿著兩把吉他，我走到後台準備開門時，騰不出手，就把那把黑色Les Paul暫時靠在門邊，結果因為沒放穩，它就倒下去了。更糟的是，地板竟然是鋼板，於是琴頸就裂了一道縫。不過好在裂的不算太嚴重，我還是能繼續彈。所以那天的演出，我還是照樣用這把吉他完成了表演。
第二次是在六本木的錄音室，當時我正在跟X一起錄音。一位工作人員在幫吉他接線的時候，不小心把它弄倒了，結果琴頸就直接斷了。那天我實在太難過了，什麼事都做不了，只好收拾心情回家了。
因為這些意外，這把吉他變成了一把「客製版」，因為每次修復時都會把序號塗掉。所以現在它變成了一把神秘的Les Paul Custom。而且每修一次，它就變得更加神秘。
這把吉他的品絲已經重新敲過好多次了，琴頸的背面也在大約三十年前磨平過，主要是為了避免握琴時手感不舒服。以前X在比較小的場地演出時，我總是滿身大汗，連琴橋跟鞍座都因為汗水而生鏽，導致三根弦特別容易斷。琴橋跟鞍座已經換過無數次，這把Les Paul基本上已經沒剩什麼原廠的部分了。雖然從市場價值來看，它的狀況可能不算理想，但我從來沒打算割愛。反正這是我的吉他，我根本不在乎它到底值多少錢。
我也有一段時間很常用Les Paul Standard。但無論如何，那把我最能依賴的吉他，當然還是這把黑色Les Paul Custom。我甚至還給它取了個外號叫做「常務先生」，因為它永遠都在「上班」狀態。
至於接下來會怎樣，我相信我還是會繼續彈吉他。不過，自從新冠疫情以來，曾經是正常的事物都不再那麼正常了。即便是演唱會，這三年間大家都不能加油助威，座位也得保持距離。我很高興現在情況逐漸好轉，演唱會也漸漸回到三年前的樣子了。
我感到最幸福的時刻，就是在演出結束後，放下吉他離開舞台。對我來說，跟X JAPAN一起的時候，最開心的時候就是當〈Say Anything〉開始作為結尾音樂放出來的時候。當那首歌響起時，我會想：「啊，又是一場順利完成的演出，真好～」
每次在上台之前，那一刻無論如何，總是會有些害怕。我一直以來都會緊張，即便年輕的時候也是，可能現在反而還更緊張一點。我在想，這種緊張和害怕是否源自於一種責任感。我每次上台前總是會想太多：「這首歌我要這樣彈...」之類的。可是一旦上了台，一切都放開了。我會想：「彈就對了，把它彈好。」當然是要彈得好。我每次上台彈吉他，都是全神貫注的。然後演出結束後，我就可以放鬆下來，告訴自己：「嗯，辛苦啦，你做得很好。」，緊張感就隨即釋放了。
演唱會中也會有那麼一刻，我會想：「啊，站在這裡真好。」
而在這種感覺中，吉他轟鳴著，我在舞台上盡情體驗那份感動。我絕對不會用任何東西來交換這一刻。
最後的話
謝謝你花時間閱讀我這個老頭的回憶錄。如果裡面有什麼寫錯的，還請多多包涵。今後我也會繼續和我的朋友們，還有已故的朋友們一起彈吉他。希望你能繼續支持我。
- 石塚智昭 -
— PATA的愛琴 —
Gibson Les Paul Custom '70s
「我們曾分開過一段時間，但我們依然是‘夫妻’，永遠不會離婚。」
PATA：這把琴大概是1972年的款式，從我很年輕的時候就開始用了。曾經有一段時間，它只是我的臨時替代品，但現在它又成了我的主力吉他。我們分開過一陣子，但我們還是“夫妻”，永遠不會離婚。我從來沒有特別去考慮它的音色，而是更注重它的外觀。因為每把吉他都有自己的聲音，我大多只會注意琴頸的握感如何。高中時期，我用的是一把帶有搖桿的吉他，但因為除了刻意使用外，我幾乎不需要它，後來我意識到其實不需要搖桿，於是就轉向使用Tune-O-Matic琴橋。那時候，很多樂團都很熱衷於玩搖桿，我反而覺得：「為了這個小東西浪費時間，真沒必要。」，這也許就是形成我演奏風格的緣故吧。
Gibson Les Paul Standard 1959
「我已完成對極致Les Paul型號的追尋。」
關於PATA如何獲得這把吉他的故事已記載在這本書中，但我們想解釋為什麼這把1959年的Les Paul被認為如此特別。Les Paul是Gibson在1952年推出的第一款實心電吉他。後來在1958年，隨著規格的改變，Les Paul Sunburst的設計得以完善。然而，當時Sunburst並未受到重視，最終在1960年停產。因此1958至1960年間生產的型號變得稀有，導致價格飆升。在那幾年間製造的Les Paul通常被稱為「Burst」，如今被視為最有價值的吉他之一。
PATA：當我第一次看到這把吉他時，它的Grover調音器被換掉了。後來當我去買下它時，原本的調音器已經復原，但在琴頭正面還留有安裝Grover調音器的痕跡。我之前也擁有過另一把1959年的Les Paul Standard，但最後還是讓它離開了，現在這是我唯一的一把。嗯，我已完成對極致Les Paul型號的追尋。
Gibson Les Paul Custom 2008
PATA：這把吉他是我大約十五年前買的，那時突然很想擁有一把白色的Les Paul Custom。我偶爾會有特別想買某款吉他的衝動，但另一方面，我又懶得照顧太多吉他。我經常在演奏X JAPAN的歌曲時用上這把吉他，因為它們的調音方式很多變。這把吉他的琴頭背面塗成了黑色，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。因為它的顏色，所以我給它取了個綽號叫「熊貓」。和其他Les Paul相比，這把吉他很輕，當我從1976年的那把換到這把時，馬上就能感受到差異。最近這把吉他經常都待在家裡，或許它已經成為我的「居家專用琴」了吧。
Gibson Les Paul Gold Top 1955
PATA：這把吉他原本是一位吉他技師的，但當我借來彈時，覺得很適合用來現場表演，所以我用我的1959復刻版換來了這把吉他。這把吉他原本沒有Tune-O-Matic琴橋，裝的應該也是P90拾音器，但原本的主人做了許多改裝。本來我打算把它那骯髒的全金色塗裝刮掉，重新弄成漂亮的金面，但後來覺得這種被刮掉漆的樣子還蠻好看的，所以就保持原樣了。現在它只塗了一層油，所以比以前更容易染上污漬。雖然我有一陣子沒用了，但它仍然是我不可或缺的替補吉他之一。
Gibson Les Paul Custom 1976
PATA：當時我想要一把輕便的吉他來在家裡彈，所以在網路上瀏覽SG之類的型號時，突然想到：「對了，我還沒有一把酒紅色的Les Paul Custom……」於是就買了這把。我非常確定這是1976年的型號。但是它很重，這要怪我自己把優先順序搞反了……它的音色極佳，但在舞台上，根本不可能用它彈超過一首歌。由於X JAPAN和hide的歌都有各自不同的調音方式，我只會在幾首歌裡面用這把吉他。比如說，我會用它來彈X JAPAN的〈JADE〉。它的後段拾音器已經換成Tom Holmes的拾音器，不過這麼做只是為了讓它的聲音和其他吉他的音量、音色更匹配罷了。
Gibson EDS-1275
PATA：這是我跟Gibson合作時拿到的一款復刻型號，我還特地把拉弦板改成跟Jimmy Page的型號一模一樣。我沒有其他的12弦電吉他，所以每次錄需要用到12弦的歌時，我一定會用這把吉他。每次寫完一首需要12弦的歌，我心裡就會想：「啊，對，得用這把吉他了。」因為琴頸是楓木材質，所以這把吉他超重的，現場演奏時真的覺得快累死了。而且在6弦那邊彈獨奏也是一個大麻煩。還有，如果隔一段時間沒碰這把吉他，我常常會把切換12弦和6弦的開關誤認成拾音器選擇開關。除此之外，我也把切換開關的柄改長，讓它看起來跟Jimmy Page的一模一樣。
Fender Stratocaster 1964
PATA：我一直很喜歡這把吉他的「勃艮第霧紅」顏色。當初有個經銷商跟我說有人在賣這個顏色的吉他，我就立刻買下來了。那時候我還住在一間小套房裡，所以真的很拮据。自從拿到這把吉他後，我完全沒有做任何改裝，只在錄音的時候用它。對於一把Stratocaster來說，這把吉他的音色特別厚重，完全不是那種所謂的「脆亮」路線。有一次在採訪中，有人問我：「你明明彈的是Les Paul，怎麼會有顫音效果？」但其實我用的是這把吉他。我之前也有一把Jeff Beck型號的Stratocaster，但現在這是我唯一擁有的Stratocaster了。
Burny PATA Model
PATA：當時Fernandes告訴我，他們有一些不錯的可利那木料，所以我就請他們做了一把Explorer型的吉他。不過我要求把琴頭的形狀改成這樣，讓它比一般的造型更有趣一點。為了方便使用，旋鈕的設計也做了調整。
Burny HIDE Model proto
PATA：當我用可利那木訂製我的Explorer時，看起來HIDE也想要一把可利那木的吉他，所以他也訂製了一把。它的外觀跟我的很像。
Ampeg Dan Armstrong Lucite Guitar
PATA：這把吉他讓我想到Keith Richards、Joe Perry和Georgia Satellites。我其實是因為它外型有趣才買的，而且當時也想要一把雙線圈吉他。它的音色非常有力，所以我主要拿來現場演出用。
Hamer GSTC-RN-59B
PATA：我當初是看著Rick Nielsen學吉他的，所以年輕時就非常想要這種型號的吉他。我找了好多年，最後是「X-HIROSHIMA」裡那個演我的吉他手幫我找到的，他告訴我後，我終於買到了一把。
D-28 1968
PATA：在洛杉磯錄我的個人專輯時，我非常想要一把好的木吉他，所以就請一位洛杉磯的熟人給我建議。他帶我看了這把吉他。其實選這把D-28也是受了Jimmy Page的影響。
Dan Electro 59
PATA：這把吉他我純粹是因為想要才買的。顏色跟Jimmy Page的一樣，是黑色的。我主要是拿來自娛，但有時候也會在現場演出用，因為它實在很輕。有一次我在阿根廷看到它的雙琴頸型號，現在想起來，當時應該要買下來啊。
Guild F212
PATA：我買這把吉他應該只是因為想要一把12弦的木吉他。我主要用它來彈需要12弦的木吉他歌曲。我其實並沒有特別受Eric Clapton影響，也沒有特別偏愛Guild的吉他。
Martin O-017
PATA：我是在一家音樂行裡發現這把吉他的，覺得它很可愛就買了。X JAPAN的一首歌〈White Wind From Mr.Martin ～Pata's Nap～〉，當初的創作靈感就是因為這把吉他。
Takamine LTD98
PATA：這把吉他是我收到的禮物，我用它來彈hide的〈Hurry Go Round〉開頭部分的吉他段落。
Jagard Parlor Type
PATA：這把吉他原本是我妹的，也是我最早開始用的吉他。後來修過，我一直借來用到現在。
Ovation Elite 12ST
PATA：我很確定這把吉他是在洛杉磯錄音時買的。當時如果要找電木吉他，Ovation就是首選品牌。
Ovation Classic
PATA：這把木吉他跟我平常用的有點不一樣，但我曾經用它寫過一首歌，也在X JAPAN的現場演出中彈奏過。
— 全書完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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